民主政治建设治理腐败功能与制度安排论析

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民主组织机构建设和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政治文化建设,能够让官员在内心形成自觉抵制腐败、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观念,做到"事前"预防腐败;加强民主政治组织机构建设,为权力运行编制周密的监督网络,"把权力关进笼子",做到"事中"监控腐败;加强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严惩,对其他官员造成威慑,做到"事后"惩治腐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着反腐机构体制机制不顺、公民社会建设滞后、忽视抵制腐败的政治文化基础建设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治理腐败的成效。应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顶层设计,理顺反腐机制;加快公民社会的培育,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夯实廉政文化基础等方面深化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为制度化反腐奠定坚实的基础。     

腐败与情妇——反腐倡廉的焦点问题

我国政府在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反腐败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仍旧不容乐观。"色贿"是崭新而且蔓延迅速的一个腐败现象。腐败与情妇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和国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色情腐败迅速蔓延的原因复杂,有官员素质的原因,又有行贿者情妇的原因,更主要是制度缺失的原因。应尽快制定遏制色情腐败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反腐。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

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腐败社会化与官员腐败的互动问题,由于偏执崇高而造成现实道德危机问题,因价值观错位而出现的反腐观念上的困境问题,非法制、非原则的人伦关系造成的腐败链问题,官员的腐败心理与腐败行为问题,因市民意识欠发达而未形成普遍的市民意识与反腐败的艰巨性问题,均与社会文化因素相关联。因此,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除了需要加强政治制度层面的管理之外,还需要加强文化层面的管理。     

论社会参与反腐败能力的提升

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系反腐”基本框架之下,进一步加强社会参与,构建以社会参与为重点的“异体反腐”新思路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参与反腐败,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是关键。首先,要提高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意识,消除体制内反腐的依赖性;其次,要提供社会反腐的信息支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腐败独行”;再次,要构建社会参与反腐的法律体制,确保参与者的权益;第四,要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加大网络反腐;最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自身的纯洁性。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腐败犯罪防控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重视反腐立法,对腐败犯罪的规制范围广泛,重视对官员的管理,强调官员个人修养和法律平等。但是,其权力监督制约难以真正实现,官员特权使法律平等流于形式,对腐败犯罪的治理缺乏一贯性,片面崇尚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因而既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又存在诸多历史教训。当前我国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加强法律执行,做到有罪必罚,注重刑法之外的反腐配套机制建设,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反腐败教育,从而实现对腐败犯罪的科学防控。     

我国反腐败过程中部分群众所呈现的消极状态及其政治原因

人民群众既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又是反腐败的主体力量。因此,按理他们应具有较高的反腐热情和积极性。然而,从迄今为止的反腐实践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广大群众在主观上,在内心深处确实具有强烈的反腐要求,渴望党和政府严惩腐败,彻底消除腐败;而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反腐过程中,当现实呼唤和要求广大群众以社会主义政治主体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反腐斗争中去的时候,却有相当部分群众反应冷淡,态度冷漠,呈现出与其内心政治愿望相反的消极状态。这种消极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1)怀疑型。即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缺乏正确认识,因而,对党和政府发起和领导的反腐斗争,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一是对党和政府发起的反腐斗争的持久性持怀疑态度,怀疑党和政府能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反腐败理论框架的构建

对腐败进行深入探究,把握腐败滋生的根源,是反腐败理论研究的前提。对公权力进行道德约束,通过法治反腐、权利反腐、民主反腐等途径防止和约束公权力滥用,构建起反腐败理论的框架。     

反腐败理论框架的构建

对腐败进行深入探究,把握腐败滋生的根源,是反腐败理论研究的前提。对公权力进行道德约束,通过法治反腐、权利反腐、民主反腐等途径防止和约束公权力滥用,构建起反腐败理论的框架。     

论反腐败斗争的标本兼治

反腐败斗争有三道防线:思想教育、法律制度、惩治告诫,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思想教育对掌权者起“不想贪”的作用,但不是万能的;法制对掌权者起“不能贪”的作用,但必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惩治告戒对掌权者起“不敢贪”的作用,但要注意它的震慑效果。发挥三者的整体效果是我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和谐社会视野下关于治理腐败的思考

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根本不相容的。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腐败现象遍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而思想道德建设缺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代理性,封建社会陋俗和传统用人制度,官员升迁的"问责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新旧体制转轨,预防、监督、惩治等反腐机制不健全,官场"保护伞"使腐败官员难以及时被查处,是当前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依德治防腐,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干部自觉从内心不想腐败;依法治治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健全预防惩治机制;依群众反腐,加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重典治腐,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依国际合作反腐,构建反腐败工作新平台。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制度反腐败论

反腐败靠什么 ?反思现行反腐败机制 ,正视现实、借鉴历史、探求理论 ,走出重刑主义误区 ,正确认识刑罚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编制严密的制度之网是反腐败的基本保障 ,严密的制度包含对公职人员监控、提高公职人员素质、健全惩治腐败制度等内容。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实现途径离不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两大重要背景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庸倡廉思想。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包括：开展反庸倡廉思想教育,增强全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能力;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和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发扬民主和强化监督,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厉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建立法规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率先垂范,发挥领导干邵的带头表率作用。毛泽东反庸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是,反庸倡廉建设必须常抓不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反庸倡廉体系。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首先对"一把手"腐败问题从委托代理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现行官员体制下,一把手上下级之间是特殊的代理链,代理链往上看时是单线的,往下看时则是放射状的,代理的效率关键取决于一把手.接着,本文建立了一个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博弈模型,对腐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官员选择适当的工资水平而不是高薪养廉,对上级监督腐败进行激励和约束,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降低监督成本,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腐败成本论——加强反腐败力度的新视角

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根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确定腐败成本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罚当偿罪,二是以儆效尤。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一方面是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是加大惩治力度,从法律、纪律、经济、行政、道德等方面进行制裁。高俸养廉使人们不想贪,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贪,完备法制使人们不能贪。     

转型期消极腐败的概念、成因、危害及对策的探析

消极腐败是由于转型期的社会道德规范失灵,官员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以及社会"潜规则"的盛行,法律体制不健全,行政决策失范,监管体制不利等方面因素所引发的。它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制约经济发展,并且也是其它执政风险产生的根源。应从加强社会道德规范建设,约束官员行为,加强官员修养教育,遏制社会"潜规则",加强法律体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以消除消极腐现象。     

基于博弈论的反腐与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思想，通过对政府官员和纪检人员两个博弈方的静、动态博弈分析，求得两个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只有给予纪检人员更高的激励以及降低其反腐成本才能更有效地激励反腐，同时应加大官员犯罪成本。而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官员互相监督机制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可以预期，在目前没有实现高薪养廉的情况下，将官员反腐与职位升迁相挂钩，能够促进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的形成，逐渐构建起完善的反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