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裕固族个体身份认定的基本准则

个体身份认定制度是一个族群关于客体自我和客观世界认知结果的表述,同时也是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父亲的骨头"这一文化血缘赋予的文化身份、姓氏构建的社会血亲赋予的社会身份、历史传说赋予的族群身份,是建构裕固族个体身份的三条基本准则.     

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多重身份建构刍议

少数民族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及国家安定团结和稳步发展的重任。他们具有多重身份,即少数民族族群身份、国家民族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身份的建构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涉及本民族族群的心理健康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均衡多重身份的建构非常重要。通过对120名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多重身份建构现状的分析研究,发现他们多重身份的建构存在着欠均衡的情况。国家民族身份意识比其少数民族族群身份意识强,世界公民的身份意识比较弱。     

“山东满族人”：族群分类的国家话语与草根叙述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成分,代表了在族群分类上的国家话语.然而,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关于族群符号分配的国家话语和乡村社会关于族群身份识别的地方性知识之问,可能存在某种张力.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设立满族自治单位等原因,在乡村满族社区出现一种现象,相当规模的汉族人口将民族成分正式变更为满族.为此,乡村草根社会针对混淆的族群身份创造出独特的文化策略,用以区分当地人视野中不同类别的“满族”.本文以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为例,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机制.     

历史意识与国际感:现代中国自我身份的认知

中国对国际秩序认知的变化与其自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国家身份的认同不仅是共时性结构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历时性社会变迁的后果。理解中国自我身份的形成,就必须考察国家生存的斗争与其自我认知的努力之间的历史纠结。“全球化”的力量正在把民族国家这一曾经被视为同质的社会空间打碎,并依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地方化”的重组。在这样的世界中,“谁才是现时代的我们”这一追问再次发生。     

“宗教-身份”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宗教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推动认同的形成与保持,因而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建构个体身份的基本作用。宗教可以使意义体系趋于稳定,同时也能够加强个体关于终极实在的观念,使身份认同神圣化。对于个体而言,拥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就意味着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宗教完全有能力保持其身份的稳固与延续。     

大学教师身份建构的性别向度——基于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的叙说分析

大学教师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向度。从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的叙说中发现：大多数女教师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主动认同了社会赋予她们的母性、关怀与亲和力,从而觉得“教师身份”和“教学工作”与自己的“本质”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而对“学者身份”与“科研工作”存在明显的疏离感。这一认知深刻影响了女教师在大学中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确立。     

在文化的夹缝中 ———《寻找文化身份》读后

一、两难的选择 世界上的每个个体总是被动地附属于或主动地依附于某个群体,“我是某族人”“我属于某群人”的归属感会使我们内心获得宁静,这就是所谓族群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问题。理想的情景是：我认为我属于某群人,那个群体也接纳我,我们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在身份的家园中悠游自在。可是世界上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处于身份与文化流离失所的困境,“就像触犯天条,遭天谴,而从这个理想的身份乐园中放逐出来,永远回不了那从来没有进去过或者本就不存在的身份家园,只有靠着行西西弗斯般的徒劳无功而又周而复始、     

论犯罪的共同实行行为

犯罪的实行行为是直接产生危害结果或造成危险性的行为,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最直接体现.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的实行行为更具有复杂性、难以认定性.诸如共同实行行为的构成要素、结合方式,具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能否共同实施实行行为等颇具争议.我们应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这对于丰富共同犯罪理论,对于司法中准确认定实行犯,区分不同实行犯的刑事责任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身份突显性:从自我参照效应到群体参照效应的研究述评

社会身份突显性是指那些特定的社会身份在社会情境中启动的可能性。研究表明,通过启动的方法证明了人的多重身份能够促进或者阻碍人们的认知表现。关于自我的研究从自我参照效应扩展到了群体参照效应,社会身份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也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分别对自我参照效应和群体参照效应的含义、实验范式、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对照分析,特别是对社会身份对群体参照效应具有的特殊影响进行了阐述。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实验材料、实验范式、因变量指标、被试选取及解释其心理机制的研究内容上改进,以期丰富和发展这一研究主题。     

解读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

在朱天文以个体成长与族群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文学中,"乡镇"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空间。乡镇既折射出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折射着时代与社会的嬗变。本文从"身份"和"乡愁"入手探讨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以期解读朱天文以"乡镇"意象所寄寓的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论《爵士乐》的后现代身份叙事

《爵士乐》中“痕迹”与“裂缝”的双重意象揭示了白人文化冲击下黑人身份的错位与缺失。在对黑人身份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作者莫里森将爵士乐即兴变奏的特点变为文本的一种叙事策略,凸显了后工业社会中个体身份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为少数族裔在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中实现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指出了一条可行性道路。     

神话的构筑——看影片《变形金刚》中“汽车人”的消费意义

现代社会,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可以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人类社会活动基本都是通过物来实现其价值、体现其意义的。为此,本文试以影片《变形金刚》中的＂汽车人＂为例,力图分析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汽车所具有的消费意义以及物品神话的构筑。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论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是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交叉领域。现阶段国内外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是冲突还是一致、价值地位的高低以及其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等焦点问题上。而中国学者则针对中国具体语境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展开了本土化的探索与思考,并形成了合理的理论表述。     

宗教对傈傈族民族认同的影响分析

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重要变量。本文认为,原始宗教在傈僳族的形成过程中,与这一民族的世俗生活几乎是融为一体的,因而在历史上对其民族认同的形成和逐渐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僳僳族民族观念的核心部分,它在重构傈僳民族文化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民族认同意识。     

逃不出去的藩篱——分析《捕蜂器》里弗兰克的人生悲剧

作为一个生理身份和社会身份不同的“兼性人”。《捕蜂器》的主人公弗兰克成了一个被排斥的“他者”．他只有通过残害动物和谋杀来释放被“阉割”的痛苦。小说家班克斯对人性及社会黑暗洞察入微,小说通过对弗兰克性格变异以及人生悲剧的描写,揭示了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现代人的身份困惑和认同危机。     

“狂欢”与“逍遥”——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与庄子逍遥游思想异同比较

从审美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取向。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二者不同的理论品格，共同的世俗压抑和社会不公又给他们注入了相似的叛逆因子。在他们的性格和理论中，“孤独”与“旷达”并存，“出世”与“入世”对待，“狂欢”与“逍遥”辉映。二者异曲同工，各具千秋。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同一性、多样性或不确定性?——美国黑人流散文化观视角下的《柏油孩子》

文章从美国黑人流散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的角度重新评价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柏油孩子》。《柏油孩子》同时采纳了民族主义和流散文化的理论框架,以神话模式和现实主义相混杂的写作风格建构了个人与文化身份的高度离散的叙事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意义体系,从而精确表征了美国黑人因面对种族、传统和现代性而产生的动态变化的,矛盾的意识形态体系。     

论刑事和解与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契合——对鹤峰县人民检察院“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的法理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体现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检察机关是实行这一制度的主体之一。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作为民族地区的基层检察机关,鹤峰县人民检察院推行“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还有必要在和解的法律地位、和解的主体、改进加害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赋予被害人更多的自诉权利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