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1]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     

严复政治思想略评

甲午之战的惨败,中国被列强主宰瓜分的危机,促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发奋而起。就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古代儒学的包袱襄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上的同时,严复却着力于介绍西学,企图把西学的精神输入中国,振兴古邦。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民之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就要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于1896年—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一系列的西方学术名著,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学,对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国学思潮批判

国学是在西方现代学术传入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学术,抵御西学而提出的。因此,国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包括儒家的立场、注解经书为主的研究方法等(国粹学);而不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国故学)。国学具有反现代性、反现代学术的性质,它拒绝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并且打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及被文化市场运作。从国学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它也不具有可行性,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总之,国学是一种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     

"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一　　 2 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 ,对西学的回应成为 2 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 ,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 ,那就是 :今天 ,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 ,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比如说 ,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 ,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 ,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刘剑君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的输入。当然，西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梁启超编《酉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电学、地学、史学、法律、兵政等２７门①。西学能够促使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更，往往不取决于西学本身...     

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 ,以西学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调整既存中国学问 ,是许多学人遵循的主流取向。一些人在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时误将图书四部分类视为学术分类 ,实则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清季学人曾据“学”与“术”分的传统观念将学问分为“学理”和“致用”两大类 ,但以 (日本式 )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方式最后得到确立并基本维持到今日。不过 ,向不提倡分科的中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 ,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国学”在新的分类中究属何类即困扰了民初许多学人 ,实际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汉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和争议     

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

告别西学方法与中国文学对象的百年错位,返回彼此契合的逻辑正态,这是检测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王国维作为现代学术先驱,在1904—1908年间,留下了从《红楼梦评论》之错位到《人间词话》之反正这段学术史曲折。错位的症候在于,当他让叔本华(方法)牵着中国文学(对象)的鼻子走时,对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被牺牲;反正的秘诀则是,他把西学原型的若干思想资源重铸为契合对象的思辨方法,这在学术上属于高难度的动作。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欧化至本土化:清末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的萌发与深化

清末民国时期,诸多学人迫于西学疾进、中学渐退的现实处境,继续秉持传统士大夫的天下使命观与忧患意识,开始表达一种保持民族特性、重塑学术自尊的文化自觉,继而逐渐明晰地提出学术独立的吁求,并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详细阐释了学术独立的实际涵义,列举出谋求高等教育主导权、调整留学政策、国化教科书、学术研究本土化等多种途径.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下,学术独立观念还与民主建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话语紧密结合,获得了学人们的一致认同与广泛关注.这既是中国系统引入西学、重建本国学术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又是现代中国学术转型、高等教育发展乃至新知识分子群体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征.     

漫长的革命: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西学的中国化是实现真正意义上中国学术原创的基本条件之一。西学的疲软不振,可以从拒阻西学的三个维度获得某种解释。这三个维度分别为中国民族文化无意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政治转向以及前辈大师接受西学的历史经验。中国强调实践致用的传统认识型仍然在阻隔着我们对西学如其所是的认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政治转向倾向于让国人以政治知识化的想象去化约西人知识政治化的视角;而前辈大师绕过西学核心即认识论而取道传统学术的做法,则充分说明我们曾经获得过的西学成就极其有限。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记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漫长的学术革命,不可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网络技术的发明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愿景。     

严复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以严氏《政治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严复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所著《政治讲义》系统地表达了严氏对于政治学的意见。该著承继西方政治学国家研究的学术传统,主张政治学着力于“国家权力”的研究,不仅就政治学本土化提出了学术分类、范畴研究、发明新知等具体要求,而且还阐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意见,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文本之一。严氏研治政治学,体现了经世致用、以西学为根基、历史政治学等特点,为推进西方政治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