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经济基础、智力支持和文化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需要。应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责任边界,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提升农民合作能力,推进基层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臃裕＂人员,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建设四方面着手,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加快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组织再造抑或人际关系技巧改善:新时代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核心路径选择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事关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和人民群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提升。通过对湖南省X县Y镇和Z镇的调研发现,与乡镇政府组织结构不良、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和信息化水平低等“硬要素”相比,以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与服务技能不足为代表的“软要素”才是制约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性因素。未来的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要从改善“人际关系技巧”高度出发,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与制度变革,在强化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上下功夫,尤其是要适应第三方治理兴起的发展趋势,积极利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现代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乡镇政府直接承担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职能不清、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均、竞争机制相对缺乏、考评机制的偏狭和民众参与不足所致,因此,应该准确定位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治理职能、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治理、完善乡村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绩效监督评估制度、发挥农民需求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研究——基于广东、河南、甘肃三县问卷调查的比较分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质量与效率。县级政府是我国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最主要的供给者,对其公共服务能力、质量、效率等满意度评价的重要主体是公民。笔者于2叭4年8月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的方式对广东省增城市、河南省汝州市和甘肃省永登县三个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三地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仍存在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不高、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不高等困境。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三地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公民满意度的相关政策建议。三地虽属个案,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不同区域县级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总体目标和思路具有较大相似性,研究对促进我国县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而推动政府整体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具有可供参考的理论与现买价值。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比较视域下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渊源、制度逻辑及中国贡献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放大了不同社会制度、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各政治行为体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价值认知对于其权力组织、制度框架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以国家能力作为切入点考察和比较中西抗疫模式差异背后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逻辑,它在政治价值基础、动员组织能力、体制吸纳能力、制度韧性等方面分别表现为理性政治与德性政治、紧密型社会与松散型社会、权利本位与家国一体、最小化政府与积极国家等诸多差异。疫情暴露了西方政治理念误区和制度性缺陷,构建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治理体系成为核心议题。中国可以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制度资源：一是强化责任政治逻辑,重新思考和界定国家的角色和功能;二是增强内聚力,重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三是创新上下互通的协同网络,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四是增强协同应对危机意识,推动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基于国家权力与资源的视角

国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权力的实施又必须依托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源情况较差,整体国家能力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同的时期,基层的技术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以国家权力与资源为分析视角,以运动型治理、项目型治理、基层民主型治理的三种治理技术为例,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的动因进行探讨,并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作出解释型的阐述。     

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路径探析——基于公共产品的视角

我国政府正经历着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公共服务改革进程中,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之间的矛盾还相当突出.培育公共服务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与社会的协作机制建设、建立公共服务能力考评体系是当前我国政府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必然路径.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主体、模式及其关系

从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缺失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出发,讨论了承担乡村治理主体应是知识型有朝气有眼界的农民,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责任主体与义务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须基于统筹城乡背景下,加强乡村治理的主体体制与制度建设,通过体制重构与制度创新,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通过进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与保障制度建立,实现对农民工的留城或返乡分流的激励与保障制度。研究结合江苏的实际状况,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苏南治理模式与苏北治理模式的构想,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治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着质与量的差别。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高质量公共服务制度执行的工具适配与运用研究

高质量公共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高质量经济体系相辅相成。要使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转化为现实的执行效果，需要综合分析不同制度领域适用的执行工具及其特征，避免执行工具与目标之间的不适配。高质量公共服务制度执行涉及一系列不同要素的集合，包括组织系统、关系规则和递送机制，分别需要适配不同的工具，如质量管理工具、网络管理工具和数字管理工具等。从执行工具在服务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和服务动力强化过程可以发现，高质量公共服务制度的执行主要有三种工具适配途径：一是引入以质量为中心的执行工具，为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和响应性提供激励；二是使用组织伙伴关系激活复杂的公共行动网络，使网络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开展高效的合作；三是强化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的赋能作用，实现对公共服务的动态感知和敏捷回应。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显著优势及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我国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发挥其制度优势、高质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新时代发展与保障民生、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课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经历了探索、改革和成型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有"到"优"、从"生存"到"生活"、从"公共产品供给"到"人民需求满足"的转变,集中表现为高质量实现均等化的治理效能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显著优势.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存在制度设计、制度执行与资源要素等方面的阻滞因素,要构建制度化、标准化、智慧化、协同化、过程化和注重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等工具理性的治理效能实现路径.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性别失衡微观治理模式的比较与分析——基于三个县"关爱女孩行动"的案例研究

以公共治理理论的五要素为框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河南A县、安徽B县和浙江C县三个典型县的性别失衡治理案例进行研究,归纳出三县的治理模式,分析模式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A县是一种通过行政资源将“条块”关联的层级治理模式;B县是一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双向互动的网络治理模式;C县是一种上下松散的悬浮型治理模式。并针对微观层面的性别失衡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