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多元价值导向下的两种自由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伯林把自由概念分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伯林的自由理念实质是以多元价值论对抗一元价值论的架构,以避免一元价值论下以积极自由的名义摧毁消极自由,使得人们在信仰自由的同时因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强制别人失去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自由与贫困——试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后的一种影响

伯林式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实质是形式化自由与实质性自由的区分。这个区分将社会经济因素从自由的限制奈件中排除，实际上切断了自由与能力之间的概念联系，由此带来的一个推论是：贫困只是自由的手段的缺乏而不是自由本身的丧失。一旦我们重新将社会经济因素引入到自由的限制奈件，自由从一个形式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贫困可能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专制,伯林反对积极自由背后的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追求,倡导消极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消极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也只能是另一种乌托邦设想。伯林的消极自由是简单粗糙的,他的消极自由是注定失守的。     

伯林的自由概念与人性

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批判性反思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激发了热烈的争议和讨论。很多批评者认为,他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消极自由的同时也诋毁和拒斥了所谓的积极自由。然而,不论是伯林对积极自由的理解,还是他对待这种自由的态度,实际上都比很多批评者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积极自由的观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所遭到的滥用的同时,伯林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积极自由同样是人的一种深层渴望。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人性的双重本质来探究自由与人性的关系,进而在理论上澄清伯林的自由学说及其与自由主义的本质联系,最终会发现伯林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不仅是可靠的,而且也为他所设想和倡导的那种自由主义提供了理性辩护。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尤其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人的自由也就越大;而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人自身应当拥有自主性就是积极自由的主要含义。积极...     

“自由”概念的各种区分及其内在逻辑

在政治哲学领域,"自由"是一个重要同时也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家讨论和区分了不同的自由观,并论证了其内在逻辑。贡斯当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比较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应享有现代人的自由,无须留恋和提倡古代人的自由。伯林从自由一词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据此指出积极自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并隐含着极权的危险,从而主张消极自由。许多自由主义者虽对伯林的论证存有异议,但从根本上信奉伯林的主张。但是,共和主义的一些思想家如昆廷.斯金纳不抛弃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的逻辑框架之外发展出一套具有自恰性的积极自由观。然而这种具有怀古精神的自由观在现代社会所能取得的共识可能并不需要,研究者们发展出一个新的、能够抵御极权主义威胁的、能获得更多认同的和自恰的积极自由概念。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辨证的张力：两种自由分与合的理路阐释-兼论墨菲的政治哲学自由观

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对古代人自由和现代人自由的区分,再到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二分法,人们似乎在此基础上能够辨析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然而,随着当代强势的社群主义者把尖锐的矛头指向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并以某种过于夸张的形式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截然对立误解为当代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论战的实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包括哈贝马斯、尚塔尔.墨菲的警觉,随之以一种超越、调和、折衷的自由观理论予以回应。对这两种自由分与合的演进理路的考察和阐释,我们会发现深藏其中的辨证张力的伟大。     

自由及其制衡——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研究

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错误观念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正确的观念来化解。以赛亚·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积极自由观念往往会造成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绝对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积极自由产生有效的制衡,促使自由内部生态实现平衡。制衡中要重视积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凸显消极自由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衡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挥权力的正面作用,又要保证权利的神圣领地。     

破牢而出抑或画地为牢——浅议伯林的自由观

自由向来是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演讲中,伯林不仅对自由作了革命性的划分,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最为世人所知的政治思想贡献,为后人评判自由树立了一种全新模式,还极力推崇价值的多元主义,以期为“消极自由”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

本杰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是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划分的直接理论渊源,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阐释。     

对多元主义能否证成消极自由的分析

以赛亚·伯林倡导从多元主义中证成消极自由，但是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多元主义真假两种情况的假设，我们否定了多元主义能证成消极自由的可能性。     

两种自由及其在中国命运的思考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互依存:消极自由要靠积极自由去争取,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为界限。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两种自由在中国近代遭到各自不同的命运。积极自由争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并最终争得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在和平时期,积极自由中的某些过激和集权的因素应被人们抛弃,但其中的负责和参与因素在政治私人化中需要肯定。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