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前后的司法特征

在清末改革之前,中国司法与行政权合一,并附属于皇权。到了清末,这种传统的司法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致力于司法独立的现代转型。本文通过对清末前后司法特征的对比描述,展现清末司法转型的历史进程,以期为现今的法制变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论宪法人权条款的法制保障

宪法人权从法定权利转变为实有权利需要健全和加强人权条款的法制保障。我国应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权条款加以具体化,理顺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扩大司法救济的权利范围,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范围等;在司法层面上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特别在刑事诉讼中加强人权保护;加快制度创新,建立违宪性审查制度、宪法诉讼制度、构建我国人权法制保障的完整体系。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法制改革与法治建设

清末法制变革是在清末立宪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清末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体系的重构、司法独立精神的彰显和新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法制改革的创新。宪政的本质是法治,虽然法制改革尚不是民主宪政,但它却是宪政制度和现代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法制改革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     

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属性的合理定位

如何界定检察权的属性将直接关系到检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明确检察行为的性质是界定检察权属性的前提.界定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属性,既要立足干我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又要结合我国立法实际与司法现状.在我国,检察权不是一般的行政权,检察机关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并不是简单的法律监督权.必须承认,我国的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理性看待检察权是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准司法权的认识和主张.     

论我国司法改革的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

本轮司法改革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设定,推行以去地方化为目标的省级统管,但是在目标与举措之间存在错位,省级统管可能会强化省级层面的地方化和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化。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定位有待商榷,司法权天生具有地方性,司法的地方化分为正常的地方化与被行政化异化的地方化,司法改革应去除的是被异化的地方化,正常的地方化应予保留。司法的地方化与行政化之间相互影响,司法改革既要去地方化,也要去行政化,但是在程度上应有所区别,去行政化要彻底,去地方化要适度。全面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可以实现彻底的去行政化与适度的去地方化。     

中国近代检察职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近代法制改革中,检察职能通过<大理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以及<法院编制法>等法律文本得以确立,赋予了检察机构提起公诉、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各种职能.同时,这些职能并非只是流于文本,在清末司法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用.     

论晚清的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中,司法与行政是合二为一的,但在清末法制变革的大潮中,施行了二千多年的行政兼理司法制度开始瓦解,司法独立成为晚清法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对晚清实行司法独立的缘由、实践以及实现司法独立的障碍进行探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法地方化的治理路径研究及创新——以文献分析为视角

破除司法地方化存有两条治理思路:一是针对产生司法地方化的直接原因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二是通过司法系统的其他改革间接实现司法地方化的治理。当前学术界的关注点几乎聚焦于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上,然而该思路下的治理路径须以完善司法官以外的司法工作者人事制度、立法固定司法工作者薪酬制度、构建人民检察机关异地检察制度以及推进司法工作者处理案件终身责任制度等方式强化。忽视第二条治理思路无疑减少了防治司法地方化的路径,而由此可通过创新程序设计,如推进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等,从侧面攻克司法地方化难题。     

天津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的贡献

清末民初的天津在法学高等教育、司法审判改革、司法考试制度与监狱改革等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处于全国法制改革、先行先试的地位,为中国近代法制建设摸索了改革路径,提供了改革样板,积累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了近代中国法制改革由点到面的建设进程,为中国近代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限责任公司现代化立法改革——比较法上的一个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公司立法改革竞争日益激烈.在市场主体上,各国为了吸引投资,提升有限责任公司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现代化改革.通过对英美德日等国分析认为,改革的重心在于为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一个宽松灵活的制度空间,简化公司的设立与经营管理程序,为防止有限责任公司被滥用以及维护相关者利益,应加强设立后运营监管.     

司法不公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确保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 ,司法不公的成因主要有 :宪政体制对司法的保障有不足之处 ;司法权内部制度不健全 ;社会缺乏外部法治环境。相应的治理对策有 :完善宪政体制对司法的保障 ;改革司法权内部制度 ;培育法治化的文化环境     

制度成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当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不够好,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利益相关者对其约束不够。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成本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约束制度的效率直接相关,制度成本与经济外部性的双重作用还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群体成员之间"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利益相关者约束制度的实施效率。为了提高利益相关者约束制度的效率,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与实施上降低利益相关者实施约束制度的成本和群体成员间的经济外部性,以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     

契矩之道:解决我国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伦理工具

制度正义的背后是制度由什么样的"人"建立的问题,是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需求的问题.因此,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背后应是"人"的力量.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发现市场改革中存在四大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各自对改革有不同态度,构成不同的改革动力和利益目标.指出改革深化所能依靠的是正义力量,阻碍改革的是落后力量、非正义力量.当前改革最大的困难不是效率而是公平,改革的继续深化必须依赖于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絜矩之道"的形成.     

日本裁判员制度及其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裁判员制度的创立是日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参与司法原则的重要体现。一般市民作为裁判员实质性地参与到刑事审判过程之中,对原有的诉讼模式造成冲击,给刑事司法带来深刻的变革。     

列宁司法监督思想论纲

司法监督是为了保证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的监督。只有对司法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保证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实现司法公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列宁十分重视对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领导和监督,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司法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司法监督理论学说和制度。在列宁的司法监督思想体系中,既包括来自于司法机关外部的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也包括司法体系之内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相互监督。列宁的司法监督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司法监督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经典的理论本源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日本裁判员制度及其对刑事司法的影响

裁判员制度的创立是日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参与司法原则的重要体现。一般市民作为裁判员实质性地参与到刑事审判过程之中,对原有的诉讼模式造成冲击,给刑事司法的带来深刻的变革。      

论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

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不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三者权力的等量性,而是指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关系,足以使其对权利的不合法、不合理侵害降低到最低的一种状态。以此为标准检视我国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制度之不足,我们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建立健全检察监督与检察控制机制,促进侦查、检察权力的均衡;完善控诉、审判互控机制,促进控诉、审判权力的均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司法权引入侦查阶段,实现侦查、审判权力的均衡。     

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法中能走多远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有责任.即便有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有合并的趋势,但它们彼此有本质区别,上世纪末期起,不少英美学者已试图通过改革公司法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法学界未能充分理解和区分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责任.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且<公司法>植根于"股东优先理论",故<公司法>只能用以防止股东滥用权利侵害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利益,而不能有效促使企业主动履行其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责任,乃至于社会责任.本文建议通过企业外部机制的改革以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司法权法治化建构的历史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权和司法权的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西方国家,其经历了一个根据法治原理要求司法权摆脱王权的束缚,确认司法权的宪政地位和作用,完善各具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的道路,这一道路也就是司法权的法治化建构。研究这一历史问题,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及其能够深化到何种程度,可能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