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禁“私学”辩──兼论孔子私学的性质

“私学”只能与“公学”（国学）相对而言．孔子所创之私学是下级贵族的私立学校,属“官学”,而秦朝所禁之“私学”是指“与君令国法相违背的学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相反,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学校教育．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孔子“木讷”探微——兼论孔子思想的内在超越性

孔子为人处事颇为低调,厌恶大话、空话,鄙弃"巧言、利口",嘉许"木讷近仁",推崇多做少说,甚至不说。孔子这一态度,一出于自身谨严的性格,一为教育学生,一为其所"严事"的先贤的影响。孔子宣扬"木讷",旨在补救春秋"尚文"的浮华时弊,同时也表现了其思想的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     

孔子视域中的“天命”与“君子”——兼论孔子君子思想形成的天道背景

"君子之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孔子的君子思想并非凭空产生,它有其发展成熟的思想背景和内在逻辑。在对当时的天命观进行推进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君子之学"。殷商时期,"帝"全能而不全善,人们的命运全在上帝的笼罩之下,故而导致了"卜筮之学"十分兴盛,人们只能通过祭祀和占卜来获得上天的旨意以趋利避害。到了西周时期,因为政治的需要,周初统治者一方面保留了天的主宰性,另一方面也给天加进了伦理的内容,把天命与统治者的德性联系起来。而孔子对以往的天命观又进行一次大的转变,把天命下贯到每一个人的心性之中,为德性找到一超越的根据,导致了"君子之学"的提出并决定了此后儒学发展的大方向。     

“人身攻击”与社会──孔子的“口诛笔伐”

前言有人因词穷理屈而利用“人身攻击”以解围,有人却借“人身攻击”以遮掩见不得光的丑史。上承中国的“隐恶扬善”传统,又受西方近代“泛学术主义”之狂风吹袭,更加上逻辑上观念纠缠,促成台、港舆情反对人身攻击,替上豪劣绅,权势的帮困帮凶筑了一座坚固的避难所。本文要分辨开“人身攻击”与“人身攻击的谬误”,澄清有关概念,拆除这个藏污纳垢的避难所。我们在此只能铺陈出理论的大“架构”,而人身攻击问题牵涉许多知识、体验、远见、道德、实践、勇气等问题,都不能单靠纸上谈兵,必须不断的学习、反省、再学习、再反省,这是毕…     

孔子君子人格和中庸之道中仁、知并重思想——兼论孔子“知”概念内涵的缺陷

“君子”是孔子为人设定的应当达到、经过努力也能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中庸”是道德的极致。“仁”与“知”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因素。“知者利仁”、“知及仁守”,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作为至德的“中庸”是“仁”与“知”、道德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在“中庸”中,“仁”起着为行为定向的作用,“知”则起着使行为适度,无过不及的作用。孔子“仁”、“知”并重的思想涉及了真与善、知性与德性、智慧与道德的统一等重大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在我国古代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充分肯定孔子“仁”、“知”并重思想时,必须看到,他在“仁”、“知”并重中已存在重心略向“仁”倾斜的倾向,同对孔子对“知”的理解也存有缺陷。     

“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

“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徐进大凡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以及政治思想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著作，都要论及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但前辈学者们对它的解释却大不相同。有的认为此论＂是说民的问题比君的问题重要＂；也有的说＂贵指民的重要性而言...     

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及“法”理念——兼论商、韩法家理论的结构性缺陷

秦帝国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应溯源于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由于商、韩倡导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本位理念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构成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功利性与狭隘性,国、民在利益与价值观上深刻的对立性,"法""术"共生下的阴暗性,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性,以及由这些特点所导致的"胜民"、"制民"、"弱民"的治国理念,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倾向与刑治精神,思想上的抑制多元文化与道德贬黜倾向,经济上的国家极端干预思想。这些思想既对加强秦国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一统天下起到重要作用;又形成秦帝国统治思想中的系统性、结构性缺失,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     

“学诗”“非乐”与理想国──兼论东西方早期文艺观及其影响

“学诗”“非乐”与理想国──兼论东西方早期文艺观及其影响秦彦士东西方美学史上，首先对文学与艺术作出理性探讨的不是诗人和艺术家．而是哲学家。孔子明确地将艺术与政治连在一起，以此作为实现其最高理想的工具、孔子所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境界是丁”，他认为实行仁的...     

论孔子仁学的“生存论”立场——兼与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比较

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形成的一套兼具认知、实践和信仰的伦理教化体系,然而论其肇始却是对于世界和人生处境的一种饱含真象的理解和把握,是经由人生具体情境的感发、体悟后的人格自觉。它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强调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先天建构,“畏”的现身处境的崭露,以及“良知”向最本己的能在唤起此在,“决心”展开为本真的多种筹划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孔子仁学既坚持构成态的“生存论”立场,同时又兼具独特的审美气韵。     

畏天命 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

畏天命敬鬼神──论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诸葛忆兵天地、祖光、鬼神的崇拜和信仰，构成华夏先民宗教生活的主体，进而演为某些基本的哲学范畴。承天之佑、先祖有灵、鬼神赐福，是先民宗教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们生存价值之依据。这种先古宗教观，形成于生产力低下的...     

论孔子的“三十而立”和开创私学

<正> 孔子自己说:“三十而立”。就是说,他在一生学习的道路上,从十五岁立志于学,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已掌握了坚固基础。尔后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等等,他所描述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不同境界,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固基础,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和提高的结果。这个基础对孔子一生的事业,一生的为人处世和教学活动(施教),政治活动(为政),都是关键性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的。     

“哲学贫困”试探──兼论哲学的发展和应用

“哲学贫困”是哲学工作者近年来经常感慨的话题。如何认清哲学的现状，并从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调正哲学方位，确立哲学的追求目标，使哲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哲学工作者所担负的重要使命。（一）研究任何一种现象，都需要有参照系。“贫困”的观点，归纳起来是以下列几点作为参照系的：第一，相对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艺术领域的热闹场景，哲学似乎被遗忘了。只见各个领域都有独领风骚的人和事被人关注，而哲学界没有。哲学领域被普遍地不屑一顾。尤其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来，…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孔子的“仁”及其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兼与冯友兰、蔡尚思先生商榷

<正> 《论语》中记录孔子谈到“仁”的地方很多,但他所讲“仁”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历来论者观点颇不一致。其中尽管见仁见智,但是似乎都还存在难以令人满意之处。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固然有赖于对“仁”本身的深入研究,但如果同时也能重视孔子思维模式的特点,且从这一角度人手,则将能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一思想的内涵,并从而对它有个切乎实际的认识。     

论“官科技”及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极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又极为明显的特点,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都以官方为主,古代的科学家们往往同时又是政府的官吏,他们的科学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这种官科技的特点,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各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     

“发愤著书”说管窥──兼论与“温柔敦厚”之关系

一、问题的源起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四年注）这句话中已透露出“发愤”而有所作的意思。孔子在探讨诗之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标举“兴、观、群、怨”,把“怨”做为重要一端加以称举。孔子之“怨”虽有着极强的伦理政教意味,但并不否定诗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传达怨、怒的内容,这从孔子删诗即可看出。屈原的著述中,也蕴含了“发愤著书”说的萌芽,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然而系统阐明“发愤…     

释史记货殖列傅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

远在西周灭掉商人之后,因为丰鎬距离东方过远,对于新征服的土地不易統治,就在洛水岸上营建雒邑,作为周室的东都。周公对于东都十分重視,說这是天下之中,四方人貢的道里都能夠平均。按照当时的情形来說,这“天下之中”是不錯的。由雒邑东至齐、魯,西至秦的西垂,距离相当彷彿。就是南至汉阳諸姬,北至邢、卫,也是差不多的。以这样居于全国中心的都城控制当时的封建諸侯,就周王室而論,乃是最为合理的事情。后来的发展确实也符合了周公的意思,成了一个政治的都会。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名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