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暴发户意识

中国虽说有悠悠五千年文明史，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断地改朝换代，很难形成一个相对恒久的社会群落。因此，古老的华夏大地，家族史远不如西欧发达，贫富、贵贱、雅俗的频仍变迁，社会的自给自足与封闭保守，使得中国贵族意识匾乏，而更多“暴发户”意识。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也说：“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据说南朝有过段短暂的“士族”鼎盛期，那也只是相对占人曰人多数的“庶族”而言，并非科学意义L的“贵族”。“…     

重读《花篮瑶社会组织》

重读《花篮瑶社会组织》,深入分析费孝通先生早年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向,指出《花篮瑶社会组织》首次挖掘披露了金秀大瑶山花篮瑶的人口情况及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第一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了金秀大瑶山族团及族团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第一次尝试并成功运用“微型社会学”调查研究剖析花篮瑶社会,从而分析《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研究成果为后人所提供的积极经验借鉴。     

论光源氏是“多余的人”的形象

光源氏是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主人公。现在,我们探讨这个人物形象,对进一步认识日本古代贵族社会与《源氏物语》的艺术价值,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源氏物语》产生于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后期.当时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并过渡到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天皇的政治实权,落在大贵族藤原氏一族手中,于是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持续二百余年的所谓“摄政关白”时代。一方面,藤原氏政治上权势很大,可以任意废立天皇,排斥异己,独览朝纲,在家族内部不断争权夺势;     

“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     

前秦氐族散文家苻朗及其佚文探析

前秦时氐族散文家苻朗《符子》,集中体现老庄“无为”思想,并不乏文才横溢的寓言体散文之作。整体分析《全晋文》载清人严可均辑苻朗佚文,联系苻朗身世与所处国势,史文印照,尽显作为氐族贵族及亡国者的苻朗在“魏晋风度”之中的思想脉络。     

《红楼梦》中复礼与反复礼的斗争

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深刻地展现了封建贵族阶级必然走向衰败崩溃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作品里所写的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贾府,已开始处于没落地位,但统治者是不甘心于自己行将灭亡的命运的,必然要做出种种的努力,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礼法秩序和礼治局面,以使这个“诗礼簪缨之族”“永保无虞”。这也就是效法孔老二实行“克己复礼”。但是,历史发展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一切没落阶级妄想阻止社会前进的“复礼”美梦,必然要遭到彻底破产。曹雪芹在《红楼梦》作品中形象地揭示出这一历史规律。     

甲骨文与《商颂》

在学术史上,有关《商颂》的作者与作期问题,从汉代开始就有争论。古文学派认为《商颂》作于商代的贵族祭司阶层,今文学派则认为是周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这两派观点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而未有正解。自从甲骨文资料的不断出现,解决这一千古论争成为可能。今考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说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对春秋贵族文化合理因素的理解与历史文选教学的深化

本文以《历史文选》教材选自《左传》的若干篇章为分析对象 ,说明理解春秋贵族文化是全面深入地理解《左传》的重要前提 ,同时指出继承春秋贵族文化传统对现代社会的重大意义 ,以及大学在培养“精神贵族”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     

先秦史笔谈(二)——西周春秋的国家

对西周春秋国家性质,有几点不成熟想法,不知是否对头。一,西周春秋是早朝国家。国家已经出现,但仍带有浓厚的由部落到国家过渡的气味。这时朝,氏族部落组织仍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周灭商,商人一族族的分给姬姓贵族带出去组成国家。商周两族靠“盟”来固定和维持两族间的关系。西周初年,两族是通     

越文化影响下的青铜器凤鸟纹饰

越族是我国上古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南部及南方地区一个古老民族，在先秦古籍文献中，对于我国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常统称为“越”。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指出，“自江以南则日越”。越族很少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兴起，“吴越争霸”继而逐鹿中原，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活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断发纹身”与中原...     

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考

流散向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 在夏人中的越族因战败而流散之前,他们已经与中原各族交融甚久了,因此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既是布依语中包含有上古汉语语音的最初来源,也是后来周族、匈奴族等自称为“夏人之后”的渊源所在。所谓“夏人”“夏族”是个“泛夏”概念,凡参加过夏代部落联盟的民族都是“夏人”或“夏族”。正如当代“中国人”、“中华民族”包括了多民族多人种一样。不过,本文是在“夏越同源”的意义上使用’夏族”“越族”的名称,与其他著作使用泛夏概念的“夏族”有所不同。翦伯赞先生的《先秦史》指出:“‘夏族’虽然被商族所征服,但不     

做五件小事，让你“开心一辈子”

英国有个叫“展望”的社会组织,最近发表了一份题为《精神资本和精神健康》的报告,讨论关于“开心一辈子”的话题;其中一个观点是说,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是获得精神健康乃至身体健康的“资本”;心态越积极,这个“资本”也越雄厚。     

论秦代以前越族船舶制造业的发展

论秦代以前越族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林琳古代越族是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广大地区的一个大族群，这个大族群在古代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被称为“百越”（又称为“百粤”）。正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     

《那桐谱单》及所附家世资料述论

《那桐谱单》反映了张氏族人的族源与迁徙。其中男女家族成员婚姻情况反映了近代满族贵族的门第观念,首开不载记女性家族成员的先例,其相关资料反映了近代满族贵族生活中的礼仪文化。《那桐谱单》对近现代北京满族贵族生活变迁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族群意识与族群共同体──中国古代族群意识的发展

一从远古到三代,华夏民族的融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越是远古,氏族越众,部落越林立。这些部族各自居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血族群体。此后,随着部落间的冲突与融合,逐渐并合为一些较大的族团或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地缘性社会政治因素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兼并愈加激烈,族团数量亦逐渐减少。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商汤“景毫之命”,与会者减少到“三千诸侯”（《逸周书·殷视解》）,到周初则只有1800余国了。周代推行分封制,实行军事殖民,各方国…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让“百姓”归位

何谓百姓?“百”是言其多。“姓”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系统的称号。古时候,“百姓”是少数贵族的总称。到了战国时代,贵族败落,平民增多,形成一个巨大的群体和社会力量,“百姓”也就成为千万平民的通称,包含众多、同族又有合群的意义。(沈寂:《老上海小百姓》序     

张鷟和他的小说

本文勾稽史料 ,考述张 族鸟 生平 ,补两《唐书》族鸟 传之不足。由《朝野佥载》论张 族鸟 之思想品性 ,可见两《唐书》所说族鸟“性燥卞”、“罕为正人所遇”虽有一定因由 ,但正反映了他嫉恶如仇、不同流俗的个性 ,而其小说《朝野佥载》也具揭露社会、抨击时弊的进步性。同时 ,将其小说《游仙窟》置于小说史的流程中考察、评品 ,指出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世情小说 ,具有开创的意义     

辽朝世选制度的贵族政治特色及其影响

辽朝的世选制度是契丹族氏族社会末年选举传统的继承和演变。辽朝建立以后,世选制度满足了以契丹贵族为首的各族社会上层垄断朝廷政要和高官显宦的需要,而契丹族一直持续下来的游牧生产方式和长期存在的部族组织,也给实行世选制度提供了基本前提和社会基础。通过对北、南宰相选任的个案分析和考察,表明随着辽朝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加强,参与世选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世选贵族的特权则受到削弱。世选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因与契丹族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在辽朝的统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主要由于世选贵族的腐朽,其消极作用在辽朝中后期开始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     

西周地方行政制度辨析

自汉代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西周时期存在着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既有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区划(所谓“国”“野”或“乡“"隧”制度),还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官僚制度(若《周礼·大司徒》所谓“乡师”“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之制)。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靠不住的。事实是:西周时期普遍存在着以血缘划分为基础的宗、族管理体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士、大夫贵族世卿世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