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新英雄传奇历史生成论

新英雄传奇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类型.现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新中国诞生后建构新型意识形态文化的客观需要、工农兵文学思潮的文艺主张等等,为新英雄传奇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生存土壤或必要的生长条件.     

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一

新英雄传奇以讴歌工农兵新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历史的传奇式描写.它不仅以艺术的具象展示了不同革命历史阶段战争生活的壮丽图景,而且以历史的聚焦凸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主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话语向民族话语的重大转换,一方面昭示了新英雄传奇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论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的启蒙叙事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革命传奇包装下的“新电影”，具有现代启蒙性的基本内涵。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对于革命传奇的借用基于二者的内在同一性：现代性的匮乏与渴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建构，但其个人主义的启蒙叙事最终是关于民族国家之现代性想象的民族寓言。     

论《小城春秋》的传奇叙事

《小城春秋》以传奇叙事来演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作者对传奇叙事创造性的借鉴和改造,一方面,弘扬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使传奇叙事获得讲述话语年代的叙事栖身空间,充分地表现出历史的本质和时代精神更好地昭显了革命意识形态。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略论上世纪20年代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形式

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是2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叙事类型。7个行动元、17个功能构成这类小说的叙事结构,形成英雄胜利或失败两种语义模式。这种叙事形式隐喻一种“义务”(允许/禁止)的意识模式。     

当代文学(1949-1976)民间英雄叙事的潜在建构

当代文学(1949年-1976年)的英雄叙事,是以表现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叙事为主的,民间英雄叙事因素经过不断地被改造、净化后,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因素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叙事中,在比较边缘的题材里较好地发挥了软化和稀释政治宣传的作用。民间英雄叙事以隐含于主流意识形态英雄叙事中的存在方式,完成了其潜在建构。     

《红旗谱》的底线伦理与生活本位逻辑

《红旗谱》在“阶级斗争”和“生活内容”两套话语之间,贯穿着一种底线伦理的价值逻辑和日常生活本位的叙事原则。这种逻辑和原则既表现在对反抗斗争的缘起、方式和具体情形的揭示方面,也表现在对革命者人生选择与日常状态、反面人物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乡土社会“正统观念”与驯服心理的表现方面。以此为中介,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就落到历史实处,获得了广阔的生活视野和深远的文化底蕴,内在地化解了文化特殊性;当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逻辑与现实世界的生活日常性逻辑不相吻合时,又有效地避免了叙事意念化、主观化的审美弊端。《红旗谱》中的革命文化意蕴建构,由此显示出坚实的史诗品格和充分的审美普适性。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革命书写超越中的羁绊——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模式化叙事

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始终在追求一种现代性因子,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叙述革命的神话,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隐匿在革命书写背后的却是传统的模式化叙事。在革命书写和传统模式之间的徘徊,成了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一个叙事策略,也是主流意识和民间资源进行整合的一个典型范例。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通往另一种民族英雄神话——以《艳阳天》为中心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塑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形象成为十七年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规约下,复杂暧昧的民间英雄一步步地沦为不情愿的反英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注定要强势崛起,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关照下,这一＂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神话的另一再造之途。     

牺牲的意义——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死亡美学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文本中,对死亡的言说大致有三种模式,即战场牺牲、狱中就义和以身殉公,其对死亡情境的叙述也与左翼文学构成了明显的互文性,并形成新的意义阐释空间。因此,在革命话语的价值体系和叙述机制中,革命的牺牲被寄寓了复杂的道德情感和伦理目的,而死亡意义也在被赋予历史的正义价值后,上升为被后世仿效的道德理性而获得了在更广阔的意义空间的延伸。     

交互叙事在结构上的几种可能性及应用前景

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客观上要求新型的内容。交互叙事艺术是继电影艺术之后的最新型的也是最能发挥新媒体平台特性的叙事艺术形态。交互叙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叙事形态?它在结构上有哪些可能性?采用从属于传统媒体的电影艺术中非线性叙事入手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类型,总结出三种常用的非线性叙事模型,进而推理演绎到交互叙事的领域,最终构建出相应的三种交互叙事的结构类型形态。同时对交互叙事的受众基础和应用前景做出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新诗“进步”的文学史呈现

作为"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文学史呈现以"进步"为基本逻辑展开。受知识、视野、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同史家对新诗发展描述相互影响和借鉴,从而使新诗表现出叙述的类同性,当然也不尽相同。进步成为新诗叙述的逻辑前提,同样体现在文学史评价方面,评价的"进化焦虑"说明"进化"本身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公共话语。建立在个人感性认知基础上的新诗微观史还原了"进步"话语面临的困境,证明新诗史是叙事学编码的想象结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英雄"理念的逻辑演绎

"新英雄"理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也是革命文学英雄叙事文本建构的核心规范。左翼时期的"新英雄"理念是由革命文学家根据各自的理解而独立提出的,强调新英雄的特质乃是集体主义,却未成为文学创作的指令性规范;《讲话》发表后,"新英雄"理念则成了工农兵文学的法定性的头等重要创作原则,它演绎出的新英雄范式越来越理想化偏激化,成为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而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从而悖离了现实主义轨道;及至"文革"新英雄理念便成了制造现代迷信的理论根据。     

青春书写·类型探索·文化表达——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新变

近年来,青春化叙事逐渐成为革命历史影像融合主流话语、凝聚社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的一种重要的生产模式与创作趋势。该亚类型影视剧在叙事主题、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青春化呈现和偶像化包装,并在类型化与反类型化的建构中创新求变,借助偶像力量和粉丝效应,使文本在受众层面实现了主流话语、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多元共融。然而,如何有机勾连青春与革命、平衡主流文化与市场逻辑、创新开拓类型边界,仍然是该亚类型革命文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创作命题。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