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人类赋予人口科学的历史使命

在人类文明史上早就有很丰富的人口思想和一定的理论阐述。但作为一门科学,人口学在２０世纪前还是鲜为人知。人口科学进入２０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并作出了无愧于作为一个科学部门的贡献。因为２０世纪人口的发展需要人口科学。任何科学都是由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２０世纪上半叶,人口科学开始崭露头角,从事研究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学者,他们已作出许多贡献,他们的成果和方法论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但那时人口问题不如今天那样丰富多彩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     

中外人口科学工作者的友好会见

国际人口学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人口和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人口学家安斯雷·寇尔教授和美国东西方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段纪宪先生不久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负责人刘铮同志陪同,来到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受到孙敬之教授和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     

使命光荣 任务艰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被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研究中心

6月11日上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充满欢愉的气氛: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研究中心的命名仪式今天在此举行。秦新华司长代表卫生部宣读的关于“命名”的文件指出,北大人口所作为卫生部目前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协作的62个合作研究     

计生协会优势明显使命光荣大有作为

计生协会工作大有可为,要在思想认识上有新高度计生协会是协助党和政府做好人口计生工作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重要力量和生力军。切实加强计生协会工作,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群众团体将承担更多的社会性、服务性、公益性工作,计生协会的工作领域将会越来越宽,     

人口、环境、统计工作者发出人口与环境倡仪书

在1994年5月19—21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人口与环境科学讨论会上,与会的50多位人口、环境与统计工作者发出了题为“人人都来关心我们的人口与环境”的人口与环境倡仪书。倡议书得到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教授的首肯,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人大常委雷洁琼副委员长还特地致函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专业会,对倡议书表示赞许。     

国际人口科学大会

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于12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将出席大会,研究与探讨21世纪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

<正> 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建设物质文明的必要前提。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更加自觉地依靠科学,为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而努力。因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人的素质一般有两重含义,它包括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自然素质是指人的神     

关于舜禹时代的人口

(-)问题的提出 “舜、禹时代的人口”是史前期人口,历史人口是史前人口的继续。世界上有比较完整的史前期人口数足资研究的,只有我国。 我国人口史前期约二百万年,有史期不过四千多年。史前期是传说时代,史前传说可用考古资料验证,但是考古资料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空白。禹后其人,治水其事,依然智者     

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分析

建设现代化的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求大批有文化有科学知识的人才,要求普遍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从四个现代化建设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来讲,最为重要的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人口迁移对城镇职工退休年龄调整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地方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会受到当地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这种人口迁移的加速影响到当地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为了保持基金收支平衡,有必要对退休年龄政策进行调整.而对于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来说,退休年龄的调整方向会截然相反,但调整力度基本相同.本文仅仅考察人口迁移对迁入地退休年龄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当人口以10%的速度迁移时,迁入地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5岁;当人口以20%的速度迁移时,迁入地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3岁.这充分反映了人口迁移对退休年龄政策调整具有重大的影响效应.     

The Global Science Panel on Popul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forthcoming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26 August – 4 September 2002) has been call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sider strategies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ll its dimensions. Hence, its mandate is broader than that of the 1992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Rio Conference). Population issues have previously been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series of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s (Bucharest 1974, Mexico City 1984, Cairo 1994). With no new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scheduled for 2004 and Johannesburg having a mandate that explicitly includes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population as a key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figure prominently in the deliberations. Yet, after the third of four preparatory meetings for WSSD (which ended in New York on 5 April), population considerations are absent from the planned agenda.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absence is bureaucratic: in most countries inputs to Johannesburg are being prepared mainly by environment ministries that have little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population questions. There may also be political reasons for not wanting to discuss population issues in Johannesburg. But, arguab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at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and the dynamics of human populations will fail. This is one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Global Science Panel 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The Panel is an independent body of international experts from the fields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that was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USSP), and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Members of the Panel acted in their individual capacity,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their institutions.) After a ten‐month preparatory process, in April 2002 the Panel finalized a statement that summarizes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popul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utlines key policy priorities. The full text of this statement, titled Popul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produced below.     

人口发展与人口科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９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人口学会召开了“人口发展与人口科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口学会的领导,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武汉大学等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学者,都派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共收到正式论文１９０余篇。 开幕式上蒋正华教授就人口学研究发展问题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人口学研究必须结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第二,人口研究必须利用现代科技…     

人口统计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凡是从事人口研究工作的人没有不关心人口统计的，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口统计，人口研究工作就成了“无米之炊”。中国的人口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应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人口学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取得长足的进展，如果没有人口统计工作的有力支持是根本不……     

人口科学中新的研究领域:人口、健康与发展

21世纪 ,健康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并与相关学合作开展边缘学科的研究。事实上健康问题的研究与人口学研究结合已有了许多方面的实践 ,无论是基础医学研究 ,还是健康转型研究 ,都涉及到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与疾病模型的流行病学变化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的关系的研究。本文分析了健康研究和发展的内涵 ,指出了人口健康研究与医学四组二元论的关系。同时 ,也探讨了在人口学领域中 ,进行健康研究的内容 ,并将国际社会提出的健康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做了初步的分析 ,期望对了解人口与健康研究的内容和发展有参考价值。     

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代东北地区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而不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中大量跨境移民的涌入是一个重要特征。大量的国内移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东北近代农业的发展,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中国内地的人口压力。另外,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近代东北地区贸易、工业和城市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近代东北经济的发展。     

基于中国人口实践的制度人口学研究内容探析

制度人口学主要是从制度变革视角探讨人口行为方式．研究制度对人口行为的制约、调整扫引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制度人口学已有研究的综述．结合中国人口实践探讨了制度人口学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制度人口学的研究内容包含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个主要方面：从两种生产理论推演出“削度决定人口”的命题。由此得出两种生产理论是制度人口学研究的理论源泉和指导思想：两种生产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是制度人口学的基本理论：具体人口制度研究除了人口生育制度之外,笔者还将人口死亡制度、人口流迁制度、人口教育制度、人口就业制度、人口保障制度及人口文化制度等纳入了人口制度研究的范畴。     

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

本文对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从整体上认为当年男性人口的损失比女性大 ,年龄大的人口损失比年龄小的严重。对被海外学者高估的婴儿死亡率和认为女孩在困难时期损失更加严重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人口文化素质对人口数量安全和结构安全的影响

人口安全是非传统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等均是影响人口安全的重要因素,而在这些因素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影响人口安全的人口文化素质因素对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因素的作用分别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并且在横向的实证研究中利用SPSS软件包将全国各省份的人口安全程度作聚类分析,以期更好地确定人口文化素质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