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试论“层累说”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

“走出疑古时代”,是对疑古的告别而不是否定。没有疑古的准备 ,便没有古史重建的思想。疑古在需要冲破信古网罗的时代 ,无疑是震慑思想界的强办。它上承史界革命 ,是新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坏节 ,其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另外 ,融贯在“层累说”中的史学主体意识及顾先生“真”的历史观念 ,展示着他在史学理论上的成就 ,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古史辨》派

<正> 古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顺应“五四”以来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在继承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上古史研究中的史料、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推倒了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之类的偶象崇拜,极大地动摇了儒家圣经贤传的统治地位,为我国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释叚

甲骨文有“(?)”字,写如下图。此字少有人释读。孙诒让“疑是报字”、“又疑为设之省”(《契文举例》下一四);王襄“疑古酌字”(《(?)室殷契征文》考释《典礼》一二);郭沫若“疑是毁字”(《卜辞通纂》考释八九);陈梦家“疑是霓,即雌虹”(《殷墟卜辞综述》247页);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收入附录,编号3661:于省吾释为     

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

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 ,传统的说法是两大学派 :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的划分较机械与欠科学。似可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 (破坏 )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 ,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 ,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史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 ;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 ,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 ,做出成绩 ,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鲜明印记     

特约评论人语

今年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此书的出版使以顾颉刚为主角、以“疑古”为标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运动达到了自身的顶点。用“如日中天”来描述1926年间的“古史辨”派的声势并不逾分,不过,还是时人钱穆的感受来得更为真切和准确:“《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     

近人易学研究之路径检视

近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之间所做的易学研究与社会语境变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他们打破经学垄断,继承发展疑古之风;还原历史,创新史料学研究;结合实际,注重古籍考证;借鉴西学,汲取新的方法论指导。“疑古”、“还原”、“考证”和“借鉴”是近人的易学研究的关键词,他们的研究路径可为21世纪的易学研究提供指导。     

20世纪以来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之论争

20世纪以来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受各时期不同学术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见的形成,有很强的时段性。20世纪前半叶,受今文经学和“《古史辨》派”“疑古”思潮影响,主流意见是《毛诗序》出于卫宏之手。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者,多从宏观上把握《序》、《传》之间的逻辑关系,主张《序》、《传》成于毛亨一人之手。20世纪末,“疑古”作风遭到唾弃,传统的“子夏作《诗序》”说又重新占据主流地位。     

《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之一。古代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十篇,称为“十翼”,亦称《易大传》。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自汉至唐,并无异说。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开始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近代以来,疑古思潮高涨,于是有人认为《周易》古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易大传》更非孔子所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信古、疑古、释古"论评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这一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冯先生所说"疑古派"是当时特指古史辨派之语,顾先生所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是从词义学上作出解释,现在看来均有明显不足.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复古是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论中唐时期的疑古思潮——以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为中心

中唐时期,学术思想活跃,思辨深刻。这种局面既是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的余绪,又是士大夫们面对由盛转衰的社会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和深刻思考。疑古思潮的兴起,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疑古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他以过人的学识,将中唐疑古思潮推向高峰。他的疑古思想中所蕴涵的理性精神和批判锋芒,不仅直接开宋人疑古辨伪之先风,还使现代史学中的古史辨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中唐时期疑古思潮及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中有关古史古书的辨伪,无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对后世辨伪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怀疑精神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传统,以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大放异彩。     

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编者按〕国务院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可大大推进中国先秦史的研究，且在国际国内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当前，依靠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借助现代天文、物理、计算等自然科学的强有力支持，对三代乃至五帝时期的科研工作定能超越疑古状态，走出迷茫阶...     

由"鲁潜墓志"探寻魏武帝陵

代 ,魏武帝的高陵还是人所共知的地方 ,无所谓真伪、疑冢之说。那么 ,疑冢之说又从何而来呢 ?大概自唐之后 ,墓园逐渐荒芜 ,陵上没有了任何标志 ,这里成了一片农田。久而久之 ,后世之人已无从得知高陵之所在。时至宋代 ,曹操在世人心目中渐渐演化成了奸臣形象 ,“七十二疑冢”之说也随之浮出水面 ,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俞应符、范成大、京镗等人都写有“疑冢诗”①,如余应符在诗中写道 :“生前欺天绝汉统 ,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用余机到丘垄 ?”言辞可谓犀利 ,批评可谓尖锐。到了元代 ,丑化曹操的社会气氛愈加浓厚 ,曹操墓也成…     

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

研究者大多认为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信古”进而“复古”起来。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严复终生主张“全盘西化”①。两种观点中,前者没有解答“复古”的原因,后者则略显牵强。笔者在研读严复论著时发现: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表现为:一方面,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救国方略;另一方面,以自由…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浅析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一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它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打倒偶像,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疑古"派自认古史的"建设"不是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破坏与建设是一事的两面."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就"疑古"派的"故事眼光"与"民俗视角"而论,它之所"疑",直指"学者们编定的古史"."疑古"派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价值判断标准并非一味破坏、打倒,其精髓正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却与名山事业一道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