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模式述略

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着明显弊端 ,农村地权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在农地国有、集体所有、私有、复合所有等思路下 ,农经理论界和各地在实践中建构了多种地权创新目标模式。本文拟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些模式加以综述。一、土地国有化思路下的农地模式　　土地国有 ,农民永佃 ,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杨经伦提出 :在现存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 ,取消土地集体所有权 ,转归国家 ,用永佃制形式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制度化和法律化。[1] 安希亻及对上述模式进行了补充 :实施农地国有永佃制 ,国家只征收统一的地…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四种模式研究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但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模式缺陷凸显,土地作为一项资产并没有产生应有的资产化收益,亟须改革和创新.创新的模式可以是以下四种一是私有化模式,二是资产量化模式,三是土地股份制模式,四是永佃权模式.     

农业投入、农业金融与农业信用保证制度

农业投入、农业金融与农业信用保证制度葛兆强一、农业投入：农业发展的杠杆支点农业作为供给基本农产品、为社会提供保障条件的部门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基础产业。农业的进步与发展是一国步入工业化发展轨道，实现经济起飞的首要...     

财政农业投入监管模式优化设计研究

“三农”问题关系着国家富强、经济发展、国民素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财政农业投入作为一种资金补助,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条件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是县级政府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不断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和监管力度,才是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文章在分析财政农业投入监管模式优化设计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农业投入监管模式优化设计的基本思路,同时,指出了财政农业投入监管优化模式的监督管理.     

永佃权制度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固有缺陷愈益明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出路在于建立新型的永佃权制度。新型的永佃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支付地租而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永久性地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它属于用益物权的范畴。永佃权的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永佃权的原始权利主体只能是农地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他人可以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取得永佃权;永佃权是无期限的;永佃权人只能以耕作、牧畜或经营其他农业商品项目为目的使用农业用地;永佃权人取得永佃权以后享有使用收益权、依法处分权、优先购买权、物上请求权等权利,同时负有支付地租、按规定用途使用农业用地、承担有关税费等义务。永佃权因为一定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将消灭。     

取消农业税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已实行20多年,但其制度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导致了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因此效率很低。随着5年后取消农业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的效率可能进一步降低。因此,改革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而集体所有制下的永佃制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现代产权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应当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因为,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条件。为此,要根据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全面确立农地现代产权制度。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是指土地所有、使用与管理的土地经济制度及相应的土地法权制度。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有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可逐步推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实现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立足于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下,坚持土地可持续利用与效率取向原则,同时又要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模式分析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模式分析张锐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既是农村经济改革的轴心，也是牵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核心，本文试就此发管中之见，以求教于大家。一、三元化的土地所有权制度１、三元导向。单纯的国有形式或单纯的私有形式在世界各国都是极其少见的，因为二者都有操作...     

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要“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农村经济体制”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这说明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存农村土地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土地作为资本的功能的有效发挥 ,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阻塞了农民通过有效利用土地来增加收入的渠道 ,应当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涉农”制度改革的重要对象。一、现存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精神是 :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 ,农户拥有一定期限内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可以在承包期间依…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于实现土地产权明晰化和多元化,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模式选择及应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我国的土地利用和保护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57年以后,我国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800万亩左右,到1986年,累计净减2.34亿亩,等于减掉了六个江西省的耕地面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已从建国初期的2.5亩下降到现在的1.5亩,土地质量也不断下降。乱占滥用土地的现象又屡禁不止,从近期召开的全国首届土地监察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一年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有40万起并有增无减。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浪费的严重性同时并存,并一直困着我们,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徘徊,人们担忧九十年代农业生产是否会出现滑坡?面对着土地和农业生产的严峻形势,人们开始思考: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否适应于社会主义农村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论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资金形成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它对农业资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农业投入的不同行为上。建立有利于农业发展和资金形成的土地制度,必须：完善稳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规范土地使用制度、流转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自80年代以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但各有利弊。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农业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战略,以及农地集约使用和规模化生产经营的要求,需要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创新的保障,在于解决好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的制度伦理分析

笔者以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根据的分析,不仅要探寻其内在的经济根据,更要探寻隐藏在这种经济关系背后的深层次的伦理动因。本文拟从制度伦理的分析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变革（土地革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制）进行制度伦理分析,找寻其内在变革的伦理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的未来趋势。     

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现实反思与制度创新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 ,我国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经营为中心内涵的经营格局。从长远发展视角看 ,这种格局显然不能承担起未来我国农业增长的重任 ,其制度创新在所难免。而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局部的 ,而是涵盖多个方面的复杂系统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