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高僧传·经师论》解读——西域与中原佛教音乐关系之考析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经师论》,该论涉及了佛教音乐的功能、佛教音乐的代表人物及重大事件和中国佛教音乐起源等问题。《经师论》中有的内容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艺术造型相证。本文还对中国佛教音乐起源问题,做全新解读,对沿袭之说提出辨析。通过解读与考析,表明西域佛教音乐是中国佛教音乐的最主要源头。     

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响堂寺石窟

响堂寺石窟,位于邯郸市的峰峰矿区,分南北两处。南响堂寺石窟,在临水公社纸坊村西北、滏阳河左岸的鼓山之阳,西南与古“磁州窑” 的“彭城镇”相望;北响堂寺石窟,在和村公社东庄村正东、董家庄东北的鼓山天宫庙峰的山腰,西北隔洺河与武安县磁山村著名的“磁山文化遗址”相望。两处石窟相距三十里。 两处石窟皆始建于北齐（公元550—577年),隋唐至明,又有续凿。现存共16个洞窟,大小造像四千三百余尊。两处石窟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雕塑艺术、古代建筑和书法的宝库之一。     

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与青海海东地区石窟的开凿

佛教在藏地的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分期的时间标志是朗达玛·乌东赞灭佛或公元978年。后弘期又分以西藏阿里为中心的上路弘传和以青海东部丹斗寺为中心的下路弘传。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于下路弘传的研究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从考古学角度的研究尤为不足。考古学家对化隆的丹斗寺、互助的白马寺和乐都的北山石窟展开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这些石窟正是唐末至宋代（唃厮啰时期）盛行于青海海东地区的带有禅宗特征的修禅窟。     

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石窟位于刘家峡水库上斿，永靖县西南寺沟峡黄河北岸。在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石窟神龛鳞次栉比，栈道凌空，雄伟壮观。是甘肃三大石窟，我国五大石窟之一。炳灵寺石窟不仅以石刻雕像作品见长，     

评《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

新近出版的《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 0 0 2年 7月 )收录了霍旭初先生继他的第一部论文集《龟兹艺术研究》 ( 1993年 )出版后的十七篇论文。论稿以龟兹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为中心 ,也涉及了龟兹地区以外的西域佛教文化艺术。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关于西域佛教文化艺术领域新课题的考证和研究 ;二是对一些文章论说和观点的辨析与争鸣。一近十年来 ,霍旭初先生对龟兹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作了不少新的探索和考证 ,解决了有关佛教文化艺术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关于鸠摩罗什和龟兹石窟艺术关系的研究前…     

龟兹古城

龟兹国，古西域国之一，居民擅长音乐。龟兹古城遗址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城西约两公里的皮朗村。我国汉唐时期，中央政府都以龟兹为政治中心，设立政权机构，管理西域地区。东汉和帝水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任都护时曾迁西域护府于龟兹。     

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线描艺术探析

敦煌石窟壁画是艺术史中的一朵"奇葩",以其独特的线描艺术闻名于世,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敦煌早期壁画中的线描,从北凉时的粗拙到北魏、西魏的精细,再到北周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线形脉络。其线描技法主要包含了土红线、墨线和白色线3种线条,在传统中国画"以线造型"形式的基础上,受到西域、波斯及印度等以色、体积、光影造型的影响,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佛教艺术。     

安阳宝山灵泉寺摩崖石窟装饰纹样的艺术美探究

宝山灵泉寺建筑装饰图案艺术历史悠久,纹样丰富,造型独特,具有极高的美术考古价值,是近千年间历代中原工匠艺术思维和审美体验的物化形式.对宝山灵泉寺摩崖石窟装饰纹样审美特征的探索,既有助于其在现代装饰设计领域的运用,也有利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     

须弥山石窟与藏传佛教造像

须弥山石窟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没有涉及有无藏传佛教造像的问题。须弥山石窟有藏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壁画遗存,一是第46窟的藏传佛教佛造像(在北周佛造像基础上的改凿),一是第48窟中心柱彩绘藏传佛教壁画造像。须弥山石窟藏传佛教文化有其生成背景:一是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二是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三是安西王忙哥剌皈依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艺术影响须弥山石窟造像应该在元代,明代初年敕赐须弥山圆光寺碑记载,寺院住持和僧众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说明最晚也是在明代初年。即便是到了明代,藏传佛教造像的文化背景也是在元代奠定的。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55公里的须弥山东麓。石窟开创于北魏,唐代称“景云寺”。金代有“赐紫”高僧住持.明代正统八年,明英宗敕赐改称“圆光寺”,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有历代凿造的窟、龛130多个,其中存有造象的20多个石窟,主要分布在“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的五座山峰上,保存着珍贵的北魏、北周、隋唐时期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作为典籍符号的图像叙事--西域石窟壁画阿阇世王题材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西域石窟中阿阇世王题材壁画的分析,指出图像作为典籍符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重复和再生过程中,其叙事和隐喻会有新变,经过时代、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典籍符号会对原型进行内部关系的调整和外部功能的重组.     

西域摩尼教的乐舞艺术

本文从乐人、乐器、乐曲以及歌舞戏方面进行考订 ,指出摩尼教乐舞艺术在西域的产生 ,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本文主要是根据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石窟或寺院中的壁画、题记、账册、碑铭,探讨供养人、工匠在窟寺营造中的关系,以及工匠修建窟寺的报酬和工匠的来源。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

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军事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攻略西域的军区由四道节度（khrom）组成,与其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等战区相平行。节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给养方式则出现分配土地、资财登记造册、军粮统一发放等形式,相应地引发职官体系及其职能的调整。     

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

一龟兹根据砂崖的质地与特性,创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石窟:覆钵顶窟、僧房窟、中心柱窟,形成了绘画、泥塑、建筑密切结合的新型石窟寺院,并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彩塑与壁画。二龟兹开始创立了师徒传承的体制,并影响到内地。     

中土传说对西域世界的重新构建——以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为中心

对西域珍异物产的渲染与神化是中土对西域世界重新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枣子从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仙人食物,随着秦汉以后对超世仙境的探求重点从东方濒海地区转向塞外西域,仙道食物中的枣子也经历了从中土枣到西域枣的演变。在西域植物大量引入中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土士人在西域枣优良品性、命名及生长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夸饰、附会,使得西域枣获得了仙境果品的奇异特性,西域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在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

本文根据《明实录》等书的记载,考察了玉石贸易的路线、次数、种类、数量、价格等,探讨了明朝建立的玉石贸易制度及其对玉石贸易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玉石贸易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