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专门赈济我国天灾的最大的民间性国际赈灾机构。为防救农村灾害并复兴农村,华洋义赈会举办了急赈、工赈、农赈,在河北倡办了农村合作社,后来逐渐推广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还举办了农事、林事试验场、农事讲习所等,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并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     

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捐赈——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救灾度荒历来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捐赈是民间捐助国家进行赈灾的一种主要手段。本文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通过对清代乾隆末期浙江余姚的一次灾荒后捐赈的解读,探讨中国古代捐赈组织、实施及成效,政府、地方士绅在捐赈实施中的作用,他们为何支持捐赈。     

民国后期小型工赈的历史考察

抗战胜利后,在联总救灾物资的大力支援下,基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恢复战后公共基础设施的需要,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广泛开展小型工赈救灾活动,囊括水利、交通、房屋、市政、农垦、复业诸项,并建章立制,加强法制化管理。这一时期举办的小型工赈具有内容广泛、实施普遍、管理规范及效果显著等特点。其举办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修建了大量工程、救济了大量灾黎、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环境卫生、改良了社会风气。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工赈本身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赈灾救荒的社会效果。     

清末北洋集团的赈灾救济政策——以直隶赈抚局为考察中心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专门办理赈灾救济机关。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期间,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直隶赈抚局动员各方募集大批赈捐款,并将赈灾救济所需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他们还通过赈抚局,积极办理工赈、水利、平粜、发放赈灾款项与物资等事宜,扶助福利事业,举办垦荒,对缓解清末直隶的各种灾害起到巨大作用。     

晚清时期民间义赈活动探析

晚清时期各种灾荒不断,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绅士富民为主体的民间义赈活动兴起.与以往传统义赈相比,晚清时期的民间义赈具有活动范围扩大化、活动内容多样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等特点,它是晚清时期赈灾救灾中重要的力量.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局限,民间义赈也存在不足与缺陷.     

18世纪清代中国之工赈工程建筑材料相关问题探析

工赈作为一种救灾形式,其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建筑材料作为影响工赈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其采办情况不仅影响到工赈的实效,而且反映出政府在救灾活动中的效率和组织程度。经对18世纪清代中国工赈工程所需建筑材料的基本类别及其供应来源、工赈建筑材料的采买情况以及工赈办料中存在的弊端等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可知18世纪清代的中国政府在工赈建筑材料的采办方面,不乏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不失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制度性和灵活性之间的衔接转换又给一些承办人员留下了侵蚀、糜费国帑的机会。承办官员在办料中侵蚀、糜费国帑,懈怠敷衍、扰累百姓等弊端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赈救荒政策的实际效果。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

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华北大旱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酷的奇灾大。在赈灾过程中,中外各界所表现出的社会动员及参与程度,以及救灾方法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江南绅商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灾荒发生较早的山东省,江南绅商组织了大规模的民间义赈,其赈灾经验成为后来晋、豫等省赈灾的先导和榜样。     

宋朝以工代赈述论

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工赈在宋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发,义赈活动快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影响巨大。民国时期河南义赈主要表现为个体名人善士、区域性群众性团体和国内外慈善团体灾后积极参与救灾。相比较而言,在各种救灾团体中,华洋义赈会是各种义赈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义赈组织,其施赈范围和力度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民国时期河南义赈无论从其救灾思想还是从其具体的救灾措施来看,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实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     

明代的备荒仓储

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措施,明代的备荒仓储是对以往历代仓储制度的总结,从资金来源到日常管理都采取官民结合的方式.明政府十分重视仓储制度的建立,多次颁令整顿各地仓储.明代仓储在灾荒赈济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弊端也很严重.因此,明代士人已认识到,备荒的关键仍在开源而非节流.     

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封建时代,由于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及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社会救助主要体现为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灾荒救助与贫困扶助。在救灾与济贫这两大任务之中,前者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灾害的防备,以及灾后的救助工作,始终是历代封建王朝社会救助活动的基本内容。而各种救助活动得以开展,除了封建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外,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是其主要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均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救助活动,因应时代的发展,在其形式、内容、行为观念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

《周礼》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备荒、抗灾、救灾思想,其主要措施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救荒赈灾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同时,积极鼓励邻里互助,共度灾荒。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

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洋务期间的灾荒与社会法律因素

洋务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端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灾荒最为频繁严重的阶段之一。通过对这个阶段的灾荒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天灾人祸时常互为因果,而且这种天灾人祸同清朝社会法律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浅议南宋社仓制度

南宋朱熹创建社仓,从此,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三仓齐备,构成了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三种主要类型。作为民办仓储,社仓是官办仓储的有力补充,在南宋基层社会的防灾备荒中,发挥了及时赈济、助民生存的重要作用,同时,创建社仓也从管理制度上有力地减少了渎职和舞弊现象。社仓制度的建立,促使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Long-term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arly-life exposure to the 1959–1961 Chinese Famine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early-life malnutrition by examining effects of the 1959–1961 Chinese Famine. Taking into account temporal and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famine severity, we construct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or to identify effects of early-life exposure to famine on perceived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outcomes in midlife. Using a sample of 1716 adults born in 1955–1966 in rural China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the 2005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we find that the famine had adverse effects on mid-life health for males born into families where at least one parent was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nd females regardless of parental party membership. Being born during the famine had no effects on years of education or income for either gender. Quantile regressions suggest intense mortality selection among males who had no party-affiliated parents.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iming and contexts of life experiences in shaping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