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的叙述: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研究

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在构图上存在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这里称之为图像的程式化叙述.如果将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视为一个完整的"叙述体",那么,上述画像各艺术要素以及由上述艺术要素组成的艺术单元和由此构成的画像整体艺术表现形式也就具有了"叙事"的性质和意义,并能够在将画像艺术要素与艺术单元的艺术衔接和艺术组合"转化"为图像叙述意义上的叙事方式与叙事特点的基础上,探求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程式化叙述的内涵和意旨.     

合江汉代画像石棺与儒家文化的滥觞

合江出土的汉棺及各类汉代殉葬品数以百计,其画像石棺数量在全省乃至全国屈指可数。汉代画像石棺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现实的审美意义。     

汉代画像石所反映的民俗

王清建、王玉金在《南都学坛》2 0 0 1年第 1期撰文指出 ,河南南阳是我国出土汉代画像石的主要地区之一。南阳汉代画像石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其中有很多反映汉代民俗的画像 ,为研究汉代民俗提供了形象而直观的实物资料。但南阳汉画像石中的民俗 ,至今尚无人专题论及。为此 ,作者对南阳汉画像石所反映的民俗进行了分析归纳 ,指出汉代画像反映了以下民俗 :第一 ,汉代礼俗 ,包括拥慧和拜谒。第二 ,汉代节俗 ,汉代有门户画神荼、郁垒的节俗。第三 ,汉代宴饮习俗 ,汉代人在宴请宾客时有以舞乐杂技款待风俗。第四 ,汉代的葬俗 ,画像石反映了汉代…     

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组合

中国西南汉代墓葬中发现的画像分为神仙仙境与升仙、驱鬼镇墓、吉祥等三大类。画像的内容以仙境与升仙为主 ,其目的是为了让墓主能够升仙 ,而驱鬼镇墓也是为了墓主能够顺利升仙。“吉祥”是对所有画像内容的一种概括 ,同时也是汉代人对待丧葬的一种基本态度     

汉画中的生育文化心理探因

汉画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每一幅画像都蕴涵着汉代民众的文化心理.研究兔、蟾蜍、九尾狐、王母娘娘画像,不难窥探出汉代民众祈求生殖旺盛的交感心理、崇尾求子的阴阳和谐心理、神灵赐药的庇佑生子心理,这些文化心理的形成,是受汉代重视子嗣、希望人口增殖等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     

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十二)

该耳杯为夹纻胎,椭圆形,两杯耳微微上翘。通体髹黑漆,杯内底绘一朱雀纹。在汉代朱雀是四神之一,是美德的象征,是吉祥的预兆,画在随葬器物上,有希望墓主人死后成仙,早日飞升上天的寓意。此杯底所绘朱雀,形象简洁而夸张,线条飞扬流动,自由徐舒,呈现升腾之感。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十二)@杨薇     

汉代列仙图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     

两汉画像石题材内容综述

汉画像石是汉代在墓室、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是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石刻艺术。[1]它产生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得到迅速发展,东汉中期以后达到鼎盛,东汉末年逐渐衰落。关于汉画像石的研究起步很早,近些年来汉画像石作为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在此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的搜集和整理①,对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内容不分地域的作一概括的梳理。     

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人物画像的审美意蕴

本文从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产生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入手,对此墓人物画像的艺术形式的特征展开论述,探析其画像的审美内涵,考察此墓人物画像的艺术价值。同时,在对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人物画像审美内涵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对后世魏晋画风的深远影响。     

汉代神祇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的汉代神祇,除了常见的西王母、东王公,尚可通过早期道教文献与汉墓画像资料的结合考证,识别出更多。在徐州汉王乡元和三年墓祠画像石、临沂费县潘家疃东汉墓画像石及相关画像石上,可以发现汉代信仰中被神化的四首双躯之神容成公,名曰"灵鸧"的鸟喙之神太上老君,名曰"罗竝"的牛首之神"天下鬼神之主",即"北太帝君"炎帝(炎罗)等若干重要神祇。陕北汉墓常见的鸟喙之神-牛首之神组合,正是汉代宗教文化在墓葬仪式中的体现。这些关键资料的有效识别,带来汉代神祇认知的突破,可资澄清种种误读,从而把握汉代信仰世界的基本面貌。     

嘉祥武氏祠历史故事类画像石:题记、画像及文献叙事考论

嘉祥武氏祠以图像叙事为主体的历史故事类画像中,图像选取"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进行描绘,或者使用"综合性"叙事,力求叙事效果的最大化,题记退居幕后,负责唤醒观者曾经构建的语言和图像的原初关联。以题记叙事为主体的画像,图像或者成为题记中某句话的模仿或再现,同时又对题记叙事形成二次构建,或者实现图像系列化。题记叙事、图像叙事与传世文献互相校勘,可以考察这些历史故事在汉代的不同版本及存在状态。     

汉代艺术精神及其范型意义

汉代艺术精神指的是汉代艺术的主流创作取向和主流观念,它是相应艺术形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当时的文化精神。汉代艺术所体现的主要是汉代儒家、汉代道家的文化精神,可以具体化为包容精神、浪漫精神和雄浑气象。这种艺术精神是对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的反映,对其后艺术的发展具有范型意义。     

汉画盘鼓舞解析

在汉画像砖石以及汉代的器物壁上,都有关于盘鼓舞的画像。盘鼓舞画像多与杂技、音乐演奏等活动形成组合。七盘舞是盘鼓舞的主要形式,在舞蹈器具方面,有踏盘、盘鼓兼用和踏鼓三种主要方式。舞蹈人员的装束方面,女舞者的服饰以罗衣、束腰、长袖、高髻为主要特征。舞蹈风格飘逸迅捷,姿态多变,动作随节拍而缓急有致。舞者既有边舞边唱的情况,也有模仿生活场景的互动表演。     

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

汉代的乐府艺术是一个以娱乐为基本功能的俗乐艺术系统。从音乐史角度来看,汉乐府是战国至秦汉雅乐衰微、俗乐逐渐发展的产物。本文尽量联系音乐史的发展规律,从音乐的娱乐本质着眼来研究从周乐到汉乐的雅俗变化问题。文章主要分三部分一、周乐完成体系后俗乐的继续发展造成战国音乐的雅俗冲突;二、雅乐在汉代衰微的音乐本身的原因,汉代祭祀、典礼之乐的雅俗性质问题,雅乐在汉代的保留情况;三、汉乐府俗乐艺术的构成及其综合性娱乐艺术的性质。     

论汉代长袖舞的舞美元素与审美特征

汉代长袖舞是中国古典舞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在继承先秦折腰、舞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汉代以俗为美,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趣。汉代长袖舞的舞服、舞容、舞姿的形态之美,在汉代史籍文献以及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俑、壁画等文物中清晰可见。本文谨以史籍文献和文物为依据,从汉代长袖舞的表演形式、舞美元素与美学特征三个方面论述汉代长袖舞的形态美,旨在为中国古典舞蹈中长袖舞的欣赏与当代舞蹈的艺术创造提供借鉴。     

论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创作和传播、内容和艺术都具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游艺风俗推动了汉赋的创作和传播;汉赋多方面地描写和反映了时人的游艺生活和娱乐用品;汉赋反话正说的艺术手法与汉代倡优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汉人以辞赋娱悦耳目的风习是造成汉赋奇丽之美的因素之一.     

柿园汉墓《四神云气图》“四神”形象及作用探析

柿园汉墓墓葬壁画《四神云气图》画面中所塑造的"四神"形象造型生动、色彩绚丽,比例协调。"四神"形象与画面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汉代人对生命的认识,表现出汉代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四神云气图》中龙是墓主升天所乘的工具;朱雀是引导升天的神鸟,怪兽是对死者复生的祝愿,白虎欲吞灵芝象征长生不老,如此这些构成了墓主人渴望死后灵魂不灭和升天成仙思想的真实写照。"四神"形象的作用,在此并不代表方位,而是祥瑞避邪、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象征。     

礼乐与传统政治的诗意——基于新出土东汉礼乐题材画像的美学考察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及其榜题等的合称。汉画中可见大量远古圣王的画像,直观形象地呈示了政治从自然向艺术转渡的过程,凸显了艺术审美跟政治有机混融的特征。在尚文的礼乐格局中,礼和乐是一对并举的概念,礼与乐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证互释的关系。礼乐题材汉画在东汉后期名教深陷危机而仍然广受尊崇,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它所歌颂与捍卫的礼乐政治的超越性和理想性特质有关。诗意浓郁的艺术之美对于孕育富有美感的国风有着深刻影响,其吉光片羽之于传统政治的崇高声誉,必将激励着华夏子孙沿着富有自己特色的治国之路开拓前进。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