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两汉凉州士人研究

汉简和传世文献证明,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学者,在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天文历法学等方面独占鳌头、成绩卓著.特别是东汉后期反党锢斗争,以皇甫规为代表的凉州士人前仆后继,以死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士人之殇——清代甘宁青士人弃儒现象研究

科举时代的士人弃儒现象并不鲜见,他们或弃儒而耕、而医、而戎,甚至而商,其人弃儒原因也各不相同.清代甘宁青士人之弃儒原因,除了科举竞争激烈、家庭贫困、身体疾患、亲老等因素外,清代陕甘合闱的科考制度、地处西北边陲的地理环境及频繁的社会动荡都是加剧士人弃儒的重要因素.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 ,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 ,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 ,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流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 ,显示出中国历史时期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以晏畿道感伤词观宋代士风

晏畿道所代表的婉约词风,是当时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和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时宋代文人士子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思维的折射和反映.工致言情的词风与生平坎坷起伏的遭际,导致了晏畿道感伤词风的形成与臻于完善的过程,其清婉伤感与格律精微体现出宋代词体逐步成熟与完备的发展历程,颇具考证与论议的文学价值.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李武政治时期士风述论

唐神龙年问,因为中宗亲武的政治倾向,反武士人与武三思集团难以调和的矛盾终于走向激化。在此期间,韦后集团崛起,韦后力图效法武则天,于是,防范武周历史重演成为士人反韦的基本政治语境,因为中宗肯定武周的合法性,士人几乎失去了反韦的政治话语资源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否定韦后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景云年间,士人以李隆基为复兴李唐的政治领袖而予以大力支持,从而推动结束了武周以后的二元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