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浩《匡庐图》及“匡庐”涵义新解

《匡庐图》的山形地貌和南方庐山不符，而与太行山的山形地貌吻合，确切地说，就是荆浩隐居的太行山洪谷的山水风光；“匡庐”是荆浩的斋号，有匡复唐朝、匡正社会之意，它与庐山别名“匡庐”只是巧合，内容上风马牛不相及；《匡庐图》不是一幅单纯表现自然的山水画，而是一幅文人书斋山水，书斋是作品的关键所在，它是继王维《辋川图》和卢鸿《草堂十志图》之后的第三幅文人书斋山水，同时也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人书斋山水；《匡庐图》并不是后人伪作，而是唐末后梁画家荆浩的真迹。     

试析荆浩在山水画艺术表现语言上的开创性

荆浩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作品<匡庐图>在表现语言和形式上相对前代的山水画有许多的创新点,他的著作<笔法记>总结出不少山水画创作独特的理论,对其后画家的创作和表现有巨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对<笔法记>及<匡庐图>的剖析,得出形似意义的"真"、气质意义的"真"、传神意义的"真"从荆浩开始已成为传统山水画艺术追求的较高境界.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荆浩所采取的大山大水、笔墨恣肆对丰富山水画表现语言也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明皇幸蜀图》考辨——附论《明皇幸蜀图》之内容与作者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被历代论此画者引以证明《明皇幸蜀图》与《摘瓜图》实为同一作品,但此条记载本身有一些不确之处,将作者"李昭道"误作"李思训",将藏者"赵仲忽"误为"汝南郡王"等。同时,一般学者皆认为《明皇幸蜀图》即李昭道的《摘瓜图》,但论证过程略显不足,一般都是以叶梦得此条记载为据,但却往往省去叶梦得"或讳之为《摘瓜图》"后面这句"而议者疑",其实有更多史料可补充论证此二者确为一图。     

《江西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

《江西宗派图》的写作年代,从南宋起就有少时戏作、绍兴三年两种说法。从其写作的历史语境来看,《宗派图》应该是北宋大观末、政和初的作品。     

《诗人主客图》儒、佛因素探源

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既受到儒家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也受到了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和佛教惯有的条分缕析倾向的浸润.《诗人主客图》设立"广大教化"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是对于儒家美刺讽谕文学观的强调.张为所处的社会时代、思想政治环境和他的交游、文友等经历,证明《诗人主客图》中的宗派源流观念来自唐代佛教宗派林立的历史事实和佛教条分缕析的传统习惯.     

光绪《西藏图考》的“括总”之篇——读《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

黄沛翘所纂《西藏图考》由于编纂时旁搜博采,探厥源流,故光绪十二年刊印后即引起国内外注意。此志卷之二首篇即《西藏源流考》,著者在"自记"中明确指出了此篇在《西藏图考》全志中的"括总"地位与作用。乾隆末年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识略"上卷首篇亦为《西藏源流考》,《西藏图考》中的《西藏源流考》虽然编纂在后,可以说借鉴、参考了前者,但二者所记区别很大。记述西藏源流时大部分内容及看法已不同,重要的是此篇不仅将清代藏事写入,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部分写,充分说明黄沛翘对此篇材料、内容及重点有过全面的思考。从内容的安排、详略及记述方法等看,《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具有详今略古,重心放在清代;突出康熙末年至乾隆时期几次出兵西藏的军事行动;纵横结合,内容兼及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既尊重前人的研究,又明确写出自己比较分析后的看法等几个特点。《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的价值是:较为系统地记述西藏历史及各方面情况,有助于当时留心边务的人们了解、认识西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此志撰此篇,对藏族起源及西藏历史上若干问题提出看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从《西藏图考》作为方志著作横排结构来看,《西藏源流考》在志中总摄全志成为一志之经,具有此志其他各篇所没有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在重视西藏研究的今天,《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应进一步研究。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

本文根据清朝谢遂《职贡图》中《松潘镇属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龙安营辖白马路番民》与《石泉县青片、白草番民》三幅图画及其图说,对今绵阳市平武藏民及北川羌民的习俗进行考证,得出《职贡图》中的记载基本符合该地区藏族和羌族实际情形的结论。     

哈恰图良音乐作品中跨民族性旋律特质分析

哈恰图良在其《加雅涅组曲》《降D大调钢琴协奏曲》等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外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民间音乐特点,包括格鲁吉亚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持续低音的演唱方法、亚美尼亚民歌中常见的小二度进行、亚美尼亚民间器乐曲的典型旋律结构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民族民间音乐中较为多用的倚音修饰等,彰显出了哈恰图良音乐创作中的跨民族性的旋律特质。     

张紫阳“内丹说＂与《西游真诠》图赞

摘要;清康熙年间陈士斌的《西游真诠》是《西游记》传本中较具特色的一个,它尊崇金丹大道的内丹学修炼准则,主张道不外求、修心积德的修炼方法。其学说主要来自北宋张紫阳专讲“内丹说”的著作《悟真篇》,《悟真篇》的内容和理论在《西游真诠》中20幅精美的插图和所附的图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图赞内容多来自《悟真篇》中的诗词,这些图赞所阐释的内容实际上是道家的内丹修炼纲领,指出了炼丹修炼的意义、炼丹总纲、炼精化气阶段的核心、丹法修炼的正确途径、丹法修炼的全过程和修炼的关键等,把《西游》取经故事变成形象的道家内丹修炼读本。《西游真诠》把《西游记》作为一本道教的证道书,作为传播道教内丹说的工具,掩盖了《西游记》所具有的的文学性。     

李公麟《九歌图》的意涵与批评

北宋李公麟绘制《九歌图》,在楚辞图像史上具有肇起之功,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也决定了其传世的重要地位。《九歌图》在骚学史与绘画史上,是以"经图"呈现,其"以意为先"的创作,深化了行笔精妙的内涵。该图绘制的成就及其对后世赓续摹写的启迪,又突出表现于白描法、择指意与隐逸气等特质,并由此成就其经典化。     

千古之秘——司空图《诗品》之秘初论

司空图《诗品》是一部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美学巨著。苏轼"恨当时不识其妙",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稽古鉴定曰"深解诗理""真出图手"。然而,因其精深闳博,以儒为宗,融贯释道,国内外学界至今对其尚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未涉之域,甚而至于对作者、著作时代亦有异议。《诗品》全面、概括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保存了具有唐代历史特征的资料,并且,司空图其他诗文的思想理论与《诗品》也都一脉相通。可知,《诗品二十四则》正是作者所宣称建立的"第一功名只赏诗"的麒麟阁。     

《南诏图传》中补绘的“文武皇帝”考

关于《南诏图传》的补续部分,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文武皇帝"为长和国建立者郑买嗣,但是根据图中张保行获"赐姓杨"的题记,以及尊崇西洱河神等内容,可以推断其应补作于义宁国时期,图中所记"文武皇帝"为义宁国建立者杨干贞,所绘内容和文字表述均为义宁国起源的历史传说,故应为《义宁国图传》。     

《罗汉写经图》另考——禅宗文化演绎中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罗汉写经图》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宗教名画。但由于此画作者佚名,所以围绕此画历来评述颇多,既有共识,又有争议。从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形象以及作品创作的特定时代信息和文化背景分析,《罗汉写经图》既不是一般的“罗汉图”,也非单一的“写经图”,而是一幅深度体现禅宗文化及其演绎中的出自文人画家或得道高僧之手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

司空图是晚唐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著述《诗品》及《与李生论诗书》等文论是研究中国唐代诗歌及诗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提出的不拘一格的作品风格论,重视诗人本身思想修养的创作主体论和辨味外之味的诗歌解读理论是其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他的诗歌理论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具有积极的研究借鉴价值。     

论《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语图矛盾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经由北宋画家李公麟之手衍生出了著名的《阳关图》。然而,阳关成图以后却与原诗有不可忽视的矛盾,此矛盾在"语—图"互文的现象上呈现为"图繁于文"的表象,在生成机制上又有主客双方多维度的根由。此外,"图繁于文"并非李伯时传写《阳关图》的唯一模式,这其中又隐藏着画家独特的匠心。     

唐代书仪中的丧服衣服图解析——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例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丧礼服制图》(法Pel.chin.2967卷)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它对每一种丧服都从名称、式样、质地和尺寸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规定和示意,对丧服衣服做了详细说明,这在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丧礼服制图》为解析对象,解读唐代丧礼中的衣服图,并与唐代前后丧服图文记录比照研究,以了解唐代古礼文化特点,并为今后"三礼"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秋兴图》赏析

<正> 《秋兴图》是清初画坛一位杰出的富有创造性的画家石涛的作品。 石涛(公元约1641—1718)广西人。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明朝宗室后裔。明亡后出家为僧,法名道济、原济等。一生遍游山川名胜,描绘了无数写实山水。强调山水画创作要以自然为师。《秋兴国》就是他的山水作品之一,很值得赏析寻味。 《秋兴图》绢本卷轴,青绿着色,高     

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与白居易《长恨歌》

〗“明皇幸蜀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青绿山水画,本订名为“宋人关山行旅图”。1950年代以后,学者陆续研究认为此图描绘的峻岭栈道、出行人马,可能是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蜀的情景。“明皇幸蜀”为重大历史事件,不过历代著录的绘画目录却罕见其作品。然追索史料,探究其原因可知：宋人对于白居易《长恨歌》有负面评价,并且认为“明皇幸蜀”为国祚不幸之征兆,于是鲜少图绘相关题材的画作。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明皇幸蜀图”并不以《长恨歌》为创作依据,仍颇具参考价值,可藉以理解日本大和文华馆和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同类行旅图式。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