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论文学史家的特殊素质

文学史观由文学和历史两种观念构成 ,在撰史的过程中首先应强调文学史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素质来观照和把握文学史现象 ,以文学的观念来贯穿史的观念。这特殊素质主要包括 :强烈的主体精神 ,文学现象完全是属人的存在 ,背后具有主体的一切属性 ;文学史研究就是在体悟、直觉、反思中完成对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相关联的文学事实的认识的 ;收敛与发散两种思维模式兼具 ,缺少其中任何一种 ,文学史家的主体思维都是不健全的 ;树立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个性标识。     

文学发展机制与重写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百年写作的缺憾 ,文艺发展论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发展的因素和机制 ,赋予文学史写作的审美的历史社会学方法 ,对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本。以审美理想范型作为文学史结构的核心范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也能够在一本文学史里形成多样的模式     

“全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中的模式化、内在焦虑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是片面的写作。文学修史要借鉴历史的研究思路加以观照。“全球史观”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式的有关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新见迭出,议论风生,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念激活了人们的创造性。同时,如何处理繁复的文学现象,如何筛选和评价作家作品,也随之浮出水面,值得关注。从问题入手,讨论和评价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中表现出来的学术创新追求与二元对立思维下的文学史框架,如何接近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审美优先、感性优先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等,并且对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作出积极的探索。     

“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

长期以来 ,“语”、“文”分离的存在 ,造成了中国文学思维脱离语言而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达意 ,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 ,这就和“语”与“文”同一的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学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材料———文字及其组合关系一直处于流变之中 ,导致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从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单文思维阶段 ,过渡到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的合文思维阶段 ,再到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语文思维阶段 ,从而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史分期诸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文学史思维的内在张力关系——一种阐释学观点的尝试

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 ,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 :原生态、遗留态以及评价态 ,文学史思维的矛盾围绕着这三种形态而展开。文学史自身所具有的开放、对话、交流的性质使文学史始终处于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的内在张力关系中。在这种张力关系中 ,主体的介入使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 ,主体对于客体的阐释行为中具有的体验也为文学史写作创造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文学史研究中科学精神与个人智慧的强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世纪末的今天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正孕育着一次更为深刻而巨大的蜕新与变革 ,对文学史思维内在张力关系的研究不仅有效切入了文学史理论研究 ,也将是推动文学史写作走向创造性境界的必由之路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史写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一是蕴涵着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二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三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或世俗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然而,有的文学史也出现了有意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等偏颇。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之变迁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总的历程,是从茅盾所期望的小说化路子折向夏衍《包身工》那种“论文式的‘报告文学’”的写法。其理论的发展,是从与相关文体的比较中,辩识其特征,到围绕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矛盾,特别对能否适度虚构与合理想象的问题,展开长期的论争,最终走到因否定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性而无法认识这一文体的地步。实践进一步揭示,报告文学是散文中时代感最强的写人记事并可以直接加入作者议论的一种文体。它的本质特征是史实性,它可以由狭义散文向广义散文作一定程度的延伸。     

数字媒介下文论转型的三个维度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数字媒介下文学主体身份的转型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数字化语境中文艺学的观念转换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历史与叙事——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历史叙事实则体现了写作主体的精神动态,通过历史叙事呈现,我们可以洞察主体意识形态走向。鉴于台湾文学史的特性以及两岸相隔的现实,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更突出了距离对视中包含的种种政治文化想象,通过考察历史叙事提供的言说疆域版图,一方面可以探掘这一想象空间的多面维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学科的发展建设。本文选择刘登翰、杨匡汉、黎湘萍以及朱立立等所撰写的几本台湾文学史著作为样本,试析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位移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变动。     

短信文学的勃兴与文艺学的应对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拥抱电脑:文艺学的转型冲动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赵树理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