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情理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不仅在于契合了中国血缘文化的文明路径,而且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一套"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生活世界"内在有机统一的伦理精神体系,为中国人遭遇的生命困境提供了解释系统和超越之路:从血缘关系出发的"伦理世界"为生命的安顿提供了伦理支撑;以性情论为人性预设的"道德世界"为个体生命追求"乐"的精神境界提供了精神动力;情理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渗透培育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即宽和融通的中庸精神、以血缘亲情为源头的仁爱精神以及刚健进取、知足常乐并行的乐观精神。尽管中国情理精神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所展现的契合人的生命生活的价值真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试析交往伦理的内涵

交往、对话是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     

论“精神赡养”实践理论的转向

"精神赡养"是一种高级赡养形式。传统孝道理论、德性理论和唯理性道德理论应用于现代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困境。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新兴的道德理论,因其自身的理论特点而具有聚合性、柔性和过程性等理论品质。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可以很好聚合各种关怀主体、精准供给情感和规约关怀全过程,彰显出实践指导意义的合宜性。鉴于此,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实践可以看作是理论转向的探索。     

论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

"交往理性"是理性的崭新形态,它再次张扬了理性价值。以交往理性为根基所形成的道德实践即为商谈伦理。商谈伦理是交往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依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基本价值规范而达致相互理解的过程,它能够克服"道德分化"的困境,形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而伦理共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面对差异与分歧时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宽容、相互包容。     

人情社会、情感异化与现代人的安身立命

人情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以情感为表达方式、以情理为判断机制的熟人社会,它是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寄托。在国人的思维定式中,情感优于理性,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合情",因而人情社会的逻辑是"合情合理"。然而,现代性危机下,情感出现异化,情感的物质性、利益化和工具化倾向成为常态,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陷入困境之中。摆脱困境,就要使情感回归本位,促成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与传统社会的人情主义有效融合,发挥情感、契约、制度、法治的积极影响,共建现代人的情感家园。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人情的行政实践效应:一个中观层面的考察

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人情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其对中国行政实践与价值选择的影响,主要基于互惠逻辑、面子逻辑和伦理逻辑而得以展开。中国式的人情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行政体系内部形成的、以行政体系内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业缘型人情;另一类是由行政体系与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性主体基于业务往来等而形成的互动型人情。人情对本土行政实践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正面的主体激励,也可以表现为负面的腐败催化。根据情理法的不同优先性排序及情理法作为三种要素在"利""义"设定中的功能之不同,可将行政交往关系分为"情感型交往""工具型交往"与"理法型交往"三种类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构建理法型行政交往模式,都应是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人类的交往活动区分为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人们的物质交往决定了人们的精神交往。交往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迄今为止,人类交往并不是自由自在的,而是被扭曲了的;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掩盖了或粉饰了真正的物质性交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交往理论的归宿。     

嵇康的境界论及其矛盾

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论述是嵇康哲学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嵇康认为，人的欲望当以“节”为度，以“理”为导，并主张性情“显而不匿”，以臻达“逍遥”之境。嵇康的境界论透显出他对真性情的重视。也形成了其思想中精神境界和养身手段之间的矛盾。     

通信企业员工人口变量与心理契约关系研究

心理契约是企业和员工双方彼此对对方应该付出什么同时又应该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是联系企业与员工的心理纽带,是企业对员工进行有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雇用关系改变的过程中,心理契约是最敏感、最集中反映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在通信企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变化严重影响着雇佣关系。以江苏的通信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并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不同人口变量在心理契约上的不同感受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课题的研究假设：不同个体变量在心理契约的感受上有显著差异。并结合研究成果,针对通信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判决离婚法定理由辨析

我国现行婚姻法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如何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法律没有作出规定 ,司法解释补充了法律的不足。然而 ,婚姻是综合因素的复合 ,感情能否涵盖婚姻的全部即成为一大问题。新婚姻法对这个问题仍然沿用原来的规定。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法制实际宜将婚姻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     

政治秩序何以可能

获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正是有了政治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人类才能维系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旦脱离了社会、政治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这可以通过“人来源于动物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六个命题来获得解释和证明,它们正好对应了人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这三个本性维度,共同为政治秩序的可能和建构提供了本源性的支持。     

理性的现代性及其在文学理论中的命运

我国当代文艺学关于理性在文学中的功能的争论呈现出种种乖谬,其原因除了学理建设不完善外,世界范围内的理性概念通过现代性运动所发生的转折是更根本的原因。合理性取代宏大理性成为第一原理,导致了文学对理性的抵制,同时又引起了反理性悖论。理性在文学理论中的尴尬命运,是一件与现代性的基点相联系的事情,摆脱此种困境有赖于我们从根子上检讨现代性冲动的基础。     

浅析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动机

由于大学生在社会中的特定层次和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思想活跃、感情丰富,社会交往的动机极为强烈和复杂,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动机、情感与归属动机、人格价值动机和社会化动机,那么针对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障碍,有意识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交往动机,对于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着积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反思

2 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经验实证方法论类型、理论逻辑方法论类型、文化阐释方法论类型。经验实证方法将文学事实何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将描述文学事实、建立有关文学史知识体系为研究的根本目的 ,但却忽视了文学史研究的人文特征 ,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理论逻辑方法将探索文学现象何以存在做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力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和普遍精神逻辑中找寻寓藏于文学现象背后却又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各种规律 ,但却常常忽视了文学史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学本位性。文化阐释方法将文学史研究判定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现时态中相互建构的个体对话过程 ,强调研究主体的个性文化功能和阐释效应 ,但其研究的知识性、有效性难以得到普遍的确立     

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