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逻辑推演

近代自然法是论证西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逻辑起点,从近代自然法学说出发,通过对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的逐步推演,可以促成社会契约的产生。通过社会契约论的阐释,结合一系列的推导,论证了现代政治合法性。近代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对西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自然法学奠定了西方文明法律大厦的基石,社会契约论推动了社会平等意识的发展,成为多数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近代社会契约论视野下的政治合法性及其现代意义

从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入手,介绍了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探讨了政治合法性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洛克的"同意"原则、卢梭的"公意"学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现了深深的规范性传统。     

契约论与政治合法性

自近代以来 ,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直是最有力的理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力量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古典契约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证明 ,并把它的证明归纳为三种 ;其次探讨对古典契约论的批评 ,指出它所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 ;然后研究了当代的新契约论 ,以及它与古典契约论的关联 ;最后揭示契约论的合理性 ,解释了它的“普遍同意”、“自律”、“互惠”和“实践理性”的观念。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洛克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洛克认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自然权利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的前提。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洛克反对霍布斯把统治者排除在社会契约的订立者之外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就有权废除他,建立新政府。     

先验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政治设计——康德法权思想研究述评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和契约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探寻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永久和平＂的理念。通过对已有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理解路径、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探究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政治设计＂模式的价值与问题,即在他自身不可避免的二元形式主义倾向中论证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应该对每一理性个体的外在自由实行平等的约束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基于礼的视角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霍布斯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霍布斯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和人类的理性与经验出发,阐释了国家的起源及其合法性基础,即人们自己通过缔约建立“国家”,但人们所缔之约是“带剑”的契约。为保障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霍布斯主张给予主权者超越于法律和臣民之上的权力。同时他也主张为个人的自由留下空间：一是在“法律沉默下”的自由,二是自我防卫的自由;并规定了主权者的义务：保卫人民的安全是其根本义务,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如此,霍布斯游弋于极权与自由的两极之间,耕耘一生也没有找到突破口,从而留给我们一个充满悖论又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体系。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浅谈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我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过程,其内在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就是政治稳定,而这种有序性是需要人民对政治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来予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以政治合法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目前,由于社会结构及体制的转轨和利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使得人民开始怀疑政治统治者的有效性,会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威胁政治稳定。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重视合法性危机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维持政治稳定。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浅析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理性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也是运用当代法治理论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强调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只能是人民的普遍承认。阐述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及危机，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合法性在中国的适用等。     

论行政发展的政治逻辑——基于合法性的分析

合法性是政治发展与行政发展的根本问题。行政发展与合法性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行政发展是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手段,合法性危机是推动行政发展的政治动因;具有较强合法性的政府体制是行政发展的必要前提;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资源是行政发展的基本内容;合法性创新预示着行政发展的新愿景。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民本思想一直是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层面看,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从政治社会化层面看,民本思想是主流政治文化;从政治运行过程层面看,民本思想在指导治民方略、保持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民本思想在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中均有积极作用,是提高政治合法性、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民本置于政治发展的首位是极其必要的。当前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可以选择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价值系统置于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