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用料探究

我国具有悠久的用玉历史,人们逐渐认识到玉石料与其他石料的区别.玉器在史前时期是很 多地方的代表性器物,如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目前,对红山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的来源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其出自辽宁省岫岩县,对北瓦沟玉石矿床的调查分析表明,这里具备良好的玉石生成的地矿结构,是古玉的主要产地,产于辽宁省宽甸县的“宽甸玉”也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来源之一.红山文化用玉的主要玉材是质地均匀具有一定半透明度而色调偏黄的软玉,此外,红山文化所用的玉器材料还有一些是水晶、绿松石和玛瑙.     

从分立到一体: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整合研究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及其反映的诸多现象来看,中国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存在诸多共性：第一,有并行的发展阶段,共同经历了约1 000年的发展时期;第二,有重合的分布空间,皆以老哈河、教来河和西拉木伦河上游为中心分布地域;第三,有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涵盖房屋、墓葬、陶器、玉器和石器等典型要素;第四,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均表现出与当地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存在密切的亲缘联系。这些共性表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各自分立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即“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和红山文化的中、晚期是年代相互对应、分布范围一致、材料性质有别、文化属性相同的“大红山文化”遗存。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应该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的“贵族墓地”或“王陵”;原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应该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的“平民坟茔”。这一全新认识,为进一步解读红山文化的谱系和红山文明的特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材料。     

“冢”文化释义

红山文化积石冢或“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牛河梁红山文化的主要特色,其形制、性质、礼仪及文化动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五千年,因此,可谓中国冢墓制度乃至整个祭祀礼仪制度之源,充分体现出“礼出红山”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因此,从语源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冢”文字意识的发生与形体创制理据,就具有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冢、种同声相借,红山文化积石冢之“冢”即种子之“种”。初民之所以把已逝的先人埋在地下,以冢封之,正是祈望先人回到大自然母腹,回到种子,然后像谷物一样,生出更多的可以赓续种族、传宗接代的籽实,这是积石冢创制的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祭祀文化乃至整个礼制文化形成的原初动机。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中国文化“生生之仁”的核心精神,生养出“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文化根基。     

“三生教育”德育实践中的教学共同体构建

＂三生教育＂德育实践中,不仅要注重社会共同体建设,更要注重构建德育实践课程与德育实践师资相互统一的教学共同体。教学共同体构建是实现＂三生教育＂德育实践目标的重要途径。     

“三生教育”德育实践中的社会共同体建设

社会共同体建设是＂三生教育＂德育实践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三生教育＂德育实践不仅要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凸显家庭的协同功能、加强社会的历史责任,更为关键的是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实践共同体。     

玉器与周人的社会生活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将良渚、红山诸多遗址发达的玉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加上股墟妇好墓数百件玉器的出土，为玉器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揭明了源头。近年来虢、燕、晋国和周原、丰镐、宝鸡等地西周考古的丰硕成果．为我们研究周代玉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笔者曾在《玉琮功能刍议》一文（《考古与文物》1993年4期）中，提出良渚琼蟹乃神灵食品说；又在《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2期）文中．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原玉料多来自和阗南山。今日看来，二文论证尚有欠严谨，但基本观点是能够立脚的。本文则拟通过…     

秦文化源流新探——熊图腾与中原通古斯人假说

在对秦文化源流的研究中,只有跳出西周以来"尊王攘夷"的正统史观,方可寻找从黄帝有熊氏到嬴秦、楚、赵的熊图腾传承线索;再据新发现的秦先公大墓出土熊形文物的分析,以及嬴与熊、能等同源汉字的符号学证据,以回应人类学家的"中原通古斯人"说及考古学家的在中原以外寻找五帝时代线索说,从而对嬴秦族的文化渊源作出综合性的解释。根据殷商玉器中的"熊鸟"造型,也可探寻熊图腾与鸟图腾结合的神话想象,进而揭示夷夏同源大背景下的中韩之间的熊祖神话的关联性。当代国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优势在于,在传世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可充分发挥出土和传世文物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特殊作用。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4月3～4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与会学者围绕下列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黄帝时代的定位问题．有学者把黄帝时代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从黄帝时代起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新词语规范问题初议

规范化是社会语言共同体的需要,信息社会更需要规范化。语言文字在＂变异＂的同时要进行＂规范＂,词汇系统也是这样,当新造词语出现的时候,要对其进行规范,这样语言才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要处理好新词语规范问题,就要解决好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词语的规范问题;二是新词语的规范标准（填充性、明晰性、经济性、互补性）问题。     

舍勒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价值伦理维度

舍勒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症进行了深刻的价值伦理批判,透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心价值失序、伦理道德品味扭曲、人的精神本质失位,并试图以爱的共契精神构建基督教社会主义以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舍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契合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但二者批判的侧重点不同.舍勒所追求的“协调时代”的“爱的共同体”精神如同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一样具有深刻性.     

涂尔干社会整合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价值

涂尔干（Durkheim.E.）致力于社会整合,也即社会秩序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中遭遇的各种社会失范问题,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涂尔干当年给法国社会开出的＂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的药方,对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失范问题,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关于伏羲氏的几个古文字——释九、龙、宄、辛、祟

甲骨文九字似虺蜥而与虫（虺）同音,其形义即为虺蜥。龙字轮廓走势与九字相同,而《易》之阳爻称“九”,亦称“龙”,说明作为伏羲图腾的“龙”的原型为九,为虺蜥。从宀、从九、从殳的宄字示意在庙寝殴击虺蜥,对遂人、伏羲行厌胜。辛字本义为曲刀,作为刑具,殷商人用此刀作用于龙、凤以造字,示意对“风”（凤）姓而以“龙”为图腾的遂人、伏羲的厌胜;作为契刻工具,殷商人用此刀以造商字,则是表示其先祖契对文字契刻的发明权。祟字与遂人古同音,而三体祟字皆象遂人,表示遂人骚扰殷商先公,所谓“宗庙之祟”也。     

“公平正义”的普世迷思——罗尔斯政治理想图景问题初探

＂公平正义＂观念是源于西方文化体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该观念在当下中国的盛行对其所笼罩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不同层面的评判和改造,以使该结构合符其价值序列要求,蕴含着罗尔斯的一种关于＂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一种善秩序＂的政治理想图景。对罗尔斯政治理想图景的初步揭示意味着,＂公平正义＂的普世性纯粹是一种＂迷思＂（myth）!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态下母亲类称谓的分类

本文以George.Lakoff对＂母亲＂这一称谓的群集模式（cluster mode）l的分析为依据,选择＂生育模式＂、＂养育模式＂、＂婚姻模式＂这样三组模式来对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态下母亲类的称谓进行分类。将[±生育]、[±养育]、[±婚姻]作为＂母亲＂类称谓的三组语义特征,分析了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态下母亲类称谓的典型范畴、层级性。     

《天问》难题一则——“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试解

《楚辞·天问》,表面看,未解者无多;其实难题还不少,解而不确、论而无证者尤多。“焉有虬龙,负熊以游”,以问伯鲧沉渊化熊事,可能较大。夏禹变成黄龙由化熊的伯鲧腹中剖裂而出,旋即将“熊体”(鲧尸)“负”出水面,一起回归江海,自由翔游———象征其生命与事业之生生不已。在“宇宙生命一体化”的观念支配之下,神话思维以为万物皆可随机转化,不但人与兽可以互变,动植之间,鸟兽之间,有生无生之间,也能相互变化。鲧禹都曾化熊、化龙,熊、龙可以混形,龙、鱼也能互渗。红山文化的玉制“熊首蜷龙”或“蚕龙”,即可为证。     

制度公正的核心：实现权利的合理布局

公民权利占主导和支配地位,权力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权利公正的追求而生。为避免自然的公正分配状态下权利秩序被破坏,国家权力主体在社会范围建立统一的、强制性规范,对自发秩序下的”权利分配的定分规律”以规则的形式总结出来,人为地划分出每一社会成员的权利范围。国家权力的产生是公正理念从美德领域转向政治的价值领域、人类社会由野蛮步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制度公正的本质是对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与应承担义务的合理配置。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与秩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