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调适与功能优化:罗坊会议前后的中央苏区地方武装

中共在领导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中创建的武装力量,随着革命的现实需要不断整合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地方武装,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苏区地方武装几乎被"绝对集中"到主力红军中,这充实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但地方武装的削弱也使苏区遭受损失.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罗坊会议在一系列争论后实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也使苏区领导人深化了对地方武装规模和功能的认识.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苏区地方武装恢复和健强起来,在规模上能够与主力红军保持一定的张力,形成较为稳定的武装层级体系;在功能上更加突出地承担起动员组织群众、护卫地方政权、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等任务,成为苏区群众组织、武装起来的重要载体和中共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若干历史情况

我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转入川陕边境后,党中央派我到川陕苏区工作。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我从上海出发,经过西安、汉中等地,于三月十八日到达通江,前往南江的河口红四方面军总部前方指挥部报到。在前方指挥部,我把上海带来的文件交付清楚,立即奉命去陕南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并率领游击从配合红军主力,在陕南进行游击战争。同年五月,我军在空山坝大捷,歼灭了军阀田颂尧的主力后,我又奉命调回党的川挟省委宣传部,任宣传部长。川陕革命根据地是随着军事斗争的发     

孤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国内外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很多集中于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而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于深化。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成为三大主力红军的开路先锋,显著增强了陕北苏区红军的力量,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陕北安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其他红军队伍相比,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具有鲜明的特点,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奇迹。     

烽火两年间 皖西百战多——回顾皖西北道委领导下坚持苏区的英勇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撤离鄂豫皖以后,红色根据地遭受敌人严重摧残。以郭述申同志为书记的中共鄂皖工委和皖西北道委,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积极组建和发展主力红军及地方武装力量,恢复皖西北根据地,重建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两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回顾这段历史,对正确认识过去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继承先烈遗志,发扬自我牺牲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立夏节起义前后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在现金寨县境爆发的立夏节武装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大起义之一。立夏节起义组成的红军三十二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立夏节起义建立的以斑竹园、南溪为中心的根据地,是构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部分。值此纪念立夏节起义五十一周年之际,回顾与探索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属金寨县境(当年属于商城县南乡)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是一份很好的教材。     

试论长征对青海的影响

<正>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长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固然是由于长征本身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因为长征折射出来的精神力量,已经融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巨大的精神动力.长征对当时和今天的青海,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长征的胜利对三、四十年代青海局势产生的影响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北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红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对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影响了西北乃至青海的政治走向.第一,三大主力会师后,5万多红军驰聘于南自陇南、北至宁夏,东起陕西、西迄河西     

论红军长征胜利之因

<正>六十年前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回顾长征,总结其胜利之因,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其历史认识和现实实践的根本意义与价值所在.一、长征的胜利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控制了党中央领导权,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至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茫茫征程.应该说,红军长征之初,行动是仓促的,方向只能往西,但落脚点不明,红军生死前途未卜.红军大规     

西路军与苏维埃政权建设

研究西路军的同志都十分清楚,中共中央最初给西路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根据地。但这并不意谓着西路军没有进行政权建设工作。事实上,由于中央从整个战局出发而不断变动西路军的战斗任务,使得西路军在一段时期内把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多年来,学术界虽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却没有对此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有所补漏。一、西路军政权建设计划的形成①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但是,红军并没有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当时,西北红军和党中央身受日寇、…     

关于长征结束后红军人数问题探讨的一点补充

姜任耕同志《关于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人数问题》(见《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一文,曾就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国红军由三十万减少到不足三万人的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三大主力会师时,“汇集在西北地区的红军约七万左右,加上南方红军,则全国红军应有八万以上。”根据接触到的资料,我以为这种估计数据比较接近事实。不过,对姜任耕同志所作“‘不足三万人’的红军……是指西路军失败后西北地区的红军”这一结论,我认为还是可商榷。因为,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

一九三五年春,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在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发动“川陕会剿”,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陕根据地内的妄想,牵制了四川军阀的部分实力,策应了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境运动穿插,向金沙江挺进。渡江战役的胜利,表明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指导下,英勇顽强,坚决奋战,对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体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支援红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对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论中央苏区的军邮

红军军邮和普邮、党的机要局是中央苏区三大通讯组织。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1931年7月,红军信柜（军邮）成立。红军军邮除了免费为红军及其家属收发邮件,还负担了传递秘密军事情报的任务。红军军邮除了利用普邮的邮路,还建立了15条特别快信邮路干线（军事交通线）。中央苏区的军邮在保证红军官兵通讯需要、传递军事情报、组织武装邮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论苏区邮政检查的执行者

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根据地出于获取情报、打击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加强对白区的政治宣传、扩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以及反制敌人邮电检查的需要,对敌人进行了邮政检查。邮电检查的执行者主要有红军、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团体、各级政治保卫局和赤色邮政。在苏维埃根据地政权比较巩固的地方,其邮政检查权逐渐向政治保卫局集中,这合乎邮政检查发展的客观规律。     

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水师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湘军陆师在前期的主力是塔齐布、罗泽南，在后期为曾国荃、鲍超。陆师始终必须与水师配合才能建立战功。而水师则始终均以杨载福、彭玉麟为主力。考察湘军水师于是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课题。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长征:逆境中选择战略发展机遇的光辉典范

红军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当时的中央和红军处于中央苏区无法立足、王明左倾严重错误指导、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张国焘搞右倾分裂以及大江大河天险、雪山草地无人区等极为罕见的逆境中。党中央和红军机智而勇敢地选择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目标、“避开强敌、迂回北上”的战略转移路线、以陕北为战略落脚点以及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最佳时机和模式,从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军队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     

红军东征目的辩

关于红军东征目的诸多误说,或以偏概全、或错解史料、或罔顾史实,影响人们对东征战略意义的正确理解,且易造成历史认知混乱。红军东征,其目的包含了根本方针、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个层面,其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根本方针,实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战术目标,完成"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