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

民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界一直存有很大分歧。而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看,了解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比判断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首先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剖析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利用修正的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接着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人口红利角度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具体应对措施,以期对中国现行政策的方向选择有所建树。     

广西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拐点预测及对策探讨——基于增长曲线模型

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是指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演进的临界点,是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逻辑斯蒂增长曲线模型的综合预测结果表明,广西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将在"十三五"中后期到来.为策应拐点的来临,广西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到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前做好各项引领和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战略部署,同时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     

我国主要城市大气污染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基于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使用我国30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大气污染的三项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静态和动态面板检验,结论显示:EKC曲线是否存在与形状在不同指标、不同地区上均存在差异,大气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严格线性、正U型和倒U型;根据EKC曲线拐点计算得出大部分存在倒U环境Kuznets曲线的城市均已突破拐点处于转折点右端,即随着经济增长大气污染程度将降低;根据动态面板的差分系统GMM估计,三大污染指标的滞后期均对本期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需要持之以恒进行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防止某些时刻环保措施的执行不到位导致前功尽弃。     

江西产业结构服务化拐点预测及其政策涵义

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拐点是指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演进的临界点和关节点,是工业化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根据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拐点一般发生在人均GDP现价3000美元、城市化率50%左右的时候.据此预测.江西省将于2014-2015年达到这一拐点,并于2020年左右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如何策应服务化拐点的来临蕴涵着深刻的政策涵义.     

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来自中国的经验

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高增长.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反复.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逼近和国际规则的新变化,经济格局将出现整体性调整,这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可能进入均衡陷阱.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需要包括企业、市场和政府在内的全面经济转型.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多重均衡态与转变前兆

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 ,本文研究了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动态。分析发现 :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分别收敛不同的均衡点 ,目前已经出现国家整体上开始转向经济收敛、同步发展的关键时期 ,但是否收敛 ,与下一步的区域投资政策有关。     

依靠城市化优化发展助推区域和城乡统筹发展

城市化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地区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以及工业化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出现发展拐点。中国需要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发展、不可偏废的城市化战略,大中城市是中国经济中坚力量,不应限制发展,小城镇需要加强城镇功能和吸引力。     

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基于综合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设法延长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是确保区域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从综合竞争力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可分成孕育、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各自具有鲜明的运行特征。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曲线存在三个拐点,其中两个为重要拐点：一是出现于成长阶段与成熟阶段之间的巩固点;二是出现于成熟阶段与衰退阶段之间的控制点。产业集群突破拐点使生命得以延续的关键,是加强技术自主创新。     

深化经济改革的出路在于新公有化

中国经济经过30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这就是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目标的阶段,过渡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目标的阶段,而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关键,就是实行新公有化的改革取向。     

经济学家能够超越价值判断吗——兼评郎咸平事件

郎咸平事件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的"分蛋糕"进入"增大蛋 糕"阶段之后,又重新出现了"分蛋糕"的利益之争问题。经济学界出现 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基于这两种不同价值判断而形成的两种不同 经济学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总是企图排除中国经济转型及其理论研究中的价 值判断。他们企图在中国建立一种西方式的资本权力等级制社会。 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掉国有经济,而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增 强国有经济的效率。 经济学家是无法摆脱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在 不同的价值判断背后,不同经济学家及其构建的理论总是代表某个特定 阶层和集团的利益。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修正后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86~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和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是一条“U”型的曲线,与流行的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特征明显不一致。进一步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废气、废物和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最小值点分别出现在1986年1、987年和1999年,并自此点后一直呈现递增趋势,没有出现对应环境污染高峰的“临界点”,进而无法确定到达此临界点的时间长度。如果仍按照现有经济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短期内很难出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因此,中国西部地区不能按照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西部的可持续发展。     

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袁剑《大拐点》(自序)

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当下正值中国经济面临多重转型时刻,悲观和乐观的理由都值得审视。     

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重构与区域政治、经济价值提升——基于构建泛亚铁路网的构想

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独特,是中国从海上通向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重构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体系,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泛亚铁路网的构想,对于中国重构东南亚地区地缘战略,提升区域政治、经济价值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突破我国能源进口之马六甲困局,成为我国西部开发与开放的新拐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新常态背景下,对经济增长提出更多"质"的要求。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改进模型,利用1994—2014年数据研究福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与以往结论不同,四类污染曲线都不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改变形状,但EKC拐点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污染指标选取不同和样本数据范围的原因,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呈倒N型曲线关系,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是四次多项式关系且呈波浪型曲线形状,工业固废产生量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但已临近预测的EKC拐点。研究认为,福建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EKC特征,总体处于"双赢"阶段;EKC不是某种固定模式,而具有多种表现形态;环境污染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影响导致的综合性问题。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缩小城乡收入比研究

针对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工业化、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才是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劳动力供给与中国经济前景——基于刘易斯拐点研究

2004年以来,中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许多研究人员加入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由于中国近10余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一旦工资快速上涨,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文章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理论,回答了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最新研究进展

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储蓄、投资、消费、国际收支等经济要素的变化,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性变化的拐点,本文正是着眼于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对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归纳,以期对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分析借鉴。     

区域经济升级版的内涵与打造路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战略转折点上,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解决国内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治本之策,是新形势下加快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路径。区域经济升级版是对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地方响应和具体实践,是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地方化、具体化。打造区域经济升级版,必须在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善于借力国家战略优势,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在推动区域转型发展中着力形成区域发展新优势,不断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