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被一些人看做是乌托邦的构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建构包含了对于民主的本质的新理解:民主就是要探索正义制度,而不是进行权力的更迭。哈贝马斯在讨论商议民主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理想的建构,但是,这种理想建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一旦这些要素找到之后,他就试图借助于一定的程序来克服这些要素,这种程序包含了制度化的商谈和非制度化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是要把所有相关人平等商谈的原则加以制度化。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非制度化的商谈。只有当公共领域具有中立性的时候,它才能过滤掉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     

民主、不平等与再分配:结果正义的维度

民主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结果正义是衡量民主发展水平和性质的重要尺度.民主制度之所以有助于推进再分配,消解不平等,其制度机理在于竞争、参与和选择机制、舆论、监督和问责机制与商谈、博弈和抗争机制.要实现社会正义,推动社会公平,改善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必须发展和提升民主,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与拓展,建构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与程序,强化民主机制的多样化与有效性.     

民主:从投票到交往

共识是民主的规范性要求,如何在多元条件下达到共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主要难题。公共选择理论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把理性个体的策略选择当作民主的基础,强调通过投票机制把不同个体的多元偏好汇总起来并形成社会选择。商议民主理论则认为投票并非是民主的唯一内容,公共领域中的交往也是民主的内涵。它期望人们通过无强制的交往达成共识,认为个体偏好可以运用交往理性通过"更佳论证力量"的商谈而得到改变。商议民主理论在总体上虽然有些理想化,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方法、观点,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分歧包括政治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     

论国家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一点启示

国家治理中包括两个重要维度: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政府治理的行动中,人们往往关注政府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而合法性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能够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比如,竞争性民主就不能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商议民主.这种商议包括制度化的商议和非制度化的商议.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是依赖于有效性来证明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是可行的,但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今天,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借助于法治化的手段和商议民主的方法是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方法.     

论民主的基本精神

不同的民主政治形式蕴涵着共同的精神追求,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层面, 人道主义精神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化的过程, 即规定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 又依赖于制度化过程, 即建立旨在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政治机制。在社会成员的思想习惯与行为方式层面, 人道主义精神则表现为怀疑态度、实践取向、权利观念、规则意识、公共性格及宽容精神。从人道主义精神这一视角把握民主内涵, 对于我们认识民主、实践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预算中的权力与民主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协商民主逻辑与行动解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其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突出强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必须建立健全表达自由的利益诉求机制、迈向现代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公正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和协同导向的社会矛盾处理机制等,并逐步将社会管理纳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轨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分析

罗尔斯"公平的正义原则"主要探讨社会价值应该采用何种原则加以分配才能保障公民享有实质平等自由,从而确保结果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公平的正义原则"强调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正分配,强调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分配必须在机会均等开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差异性分配,对确立中国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具有借鉴意义:国家权力的适度介入有利于平等和自由;民主意味着村民基于"公共理性"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充分的对话、讨论、协商和决策。     

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与民主巩固

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民主巩固仍是一个艰巨任务。在影响民主巩固的诸多因素中，政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国家政党体系的稳定程度较高，而分裂程度和极化程度较低，则有利于促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民主治理，从而有利于民主巩固。要形成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任何民主转型国家都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民主化战略，其中包括选举制度的设计、社会分化结构的调节、民主化过程的把握等。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商议民主视野下的新媒体事件

参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新媒体事件,不仅是普通民众的自我赋权,也是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在这种集体情绪的公共表达方式中,参与讨论的网民也完成了阶层身份的确认以及群落化的过程.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新媒体事件造成了异质群体的交流"壁垒",从而形成了网络舆论暴力,这种违背商议民主精神的新媒体事件或许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保护少数权利是民主的重要构件

保护少数权利既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亦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保护少数权利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无论作为价值而创设的民主,还是作为手段而创设的民主,都符合民主创设的基本目标。民主意味着人民享有主权以及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民主也意味着具有程序性的选举,保护少数权利契合民主的这些本质。保护少数权利体现民主的社会公正原则、竞争性原则、商议性原则、个人自由平等原则和包容性原则。保护少数权利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民主的程序正义。     

内生于民主理念的社会排斥及其出路——查尔斯·泰勒对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秦勒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关于包容的价值体系.因此它所主张的民主政治必然要求建立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没有这种内聚力便没有包容.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以强势内聚力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内生着排斥的诱因,并在政治实践中导致社会排斥的真实发生.在当代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这种内生于民主理念的社会排斥对包容价值观构成威胁,造成民主理论的解释困境和对现实认同的破坏.程序性自由主义抽象掉历史文化的参照点和关于良善生活的理念,着眼于个体自由、个人权利和合法程序,不仅未能使民主理论走出反而使其更深地陷入困境.在泰勒看来,走出困境的关键路径在公共领域,即通过人们在其中的平等交流和协商不断建构政治认同.     

收入差距、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建设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和权利不平等相互叠加、相互加强,已经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和谐因素。因此,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建立和完善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有一定关系,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过程的某些弊端有一定关系,因此,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成为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人民民主机制的思考

作为追求民主和践行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对国家政治方向的把握和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中,既能制定民主政治制度和规则又能带头遵守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政治行为;既能实现"内部"民主又能实现"对外"民主,才会产生"党的民主有主动地向人民民主转移的趋势,人民民主有按照党的民主所昭示的民主精神和原则以及其领导制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向积极发展"的要求.十七大报告也正是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一方面又强调二者要同步进行,说明其中的难题和风险已经被注意到了.党的民主,要求的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党.而民主的党,其内部是充满民主与和谐的,其外部功能的履行也必须是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主执政,建设和保护国家的民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这样,党的民     

约翰·密尔对民主价值的伦理考量

密尔相信,民主的价值既体现在它能够促进公民的公共精神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上,又体现在它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上。然而,他对民主价值的论证中又凸显了平等与精英之间的抉择困境,这种困境背后其实隐藏着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的张力问题。其实,民主不是万能钥匙,不能解决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其真正价值就在于它自身蕴含着的平等价值。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