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试析唐君毅的中西文化观

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学的首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西文化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趋向都做过深刻详密的论述。对唐君毅中西文化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其思想立场和学术价值,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宗教成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方向的可能——唐君毅对“现代性”问题调适的一个尝试

面对“花果飘零”的悲剧性现实和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反向格义”成为唐君毅阐释自己学说的无奈之举.他从儒学的“教化”之义中拈出“人文主义”以契合于现代社会,从而为中华文化面向现代找到“灵根自植”的药引.儒学的宗教性集合了西学体系下道德、宗教与人文的理论品质,能够协调人类在超越性与现实性方面的需求.因而,唐君毅将“宗教”视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的方向,并将“三祭”概念作为切入点加以阐释,明显具有“神道设教”的味道.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古画品录》与"气韵生动"——谢赫绘画美学思想简析

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绘画美学的系统化著作,其所提出的绘画"六法"则被视为中国绘画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六法"又被视为中国画六法,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特征所在.而"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则被谢赫视为绘画的最高审美标准,对后代的影响极大.通过对<古画品录>的解读和分析,本文将对谢赫<古画品录>中的美学思想进行全面的介绍.     

从传统儒学的"理"与"气"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

"理"与"气"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对哲学范畴。"理""气"关系亦成为历代思想家包括理学诸子治学的重点。本文试从传统儒学的"气"与"理"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以阐示重要意义。     

儒学日本化的现代诠释--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剖析

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儒学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一些思想因素都发生了异化,儒学这种具有的亲和力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儒学团体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平台与温床.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庞杂的体系中,国家主义是其基础.所谓"合理"的扩张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太极本无极--略论濂学本体论

"无极而太极"是新儒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名著<太极图说>的首句,这短短的五个字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的争议和影响之大恐怕自宋以来难有出其右者,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濂学的本体论,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新儒学的本体论基础,后来新儒学的"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和"性本论"四支都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对"无极而太极"或与之对应的"诚"的不同理解与发挥.     

贺麟与唐君毅新儒学的比较

贺麟与唐君毅都是四川人,他们的新儒学思想有很多契合之处,从1938年的神交,到1945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面对面交流,结下了友谊。因此,比较他们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之间不可分离;在方法论方面,他们的指导思想都与黑格尔有关,但是,贺麟用的是新黑格尔哲学,唐君毅用的是精神现象学。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不同看法。他们都很重视船山学,同时也利用程朱陆王,唐君毅还发挥了佛学的"当下即是"。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

"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三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三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王船山的历史理性

中国古代文化向来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反省历史也是宋明儒学的学术追求.但是,宋明儒学在反省历史时总表现出这样的趋向:或者是坚持道德理性的伦理主义立场,以"道统"为标识任意裁剪历史,以"心术"为准绳去裁量历史人物:或者是实用理性,从而将史学视为"资治"的手段,历史学只是为了给当代的统治者们提供经世治国的实用经验与技术.这种历史观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实际发生过程,不探索历史的客观规律,故而也就不能真正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和评判历史的功过.王夫之试图扭转这种历史观.他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历史进程的探索,使得他能够为建构历史理性做出重大贡献,从而在历史领域中确立了历史学的独立学术价值.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唐君毅、牟宗三的道德伦理观

现代新儒家是二十世纪以来坚持儒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他们不仅从感情上认同传统儒学,而且对它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在理性上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的审查,重新确认了儒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西学,使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戴震论自然与必然及其德福一致

自然与必然是贯穿戴震哲学体系全部内容的两个范畴。戴氏以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规定自然,以"至当不易之则"规定必然,以"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规定自然与必然的关系,进而将物的生长及人的成己均视为一个自然→"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循环发展历程,倡导了一种理与欲、德与福、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活泼充实的、直面生活的伦理。从而恢复了在宋明理学那里遗失的先秦儒学的原初精神。     

从爱情到灵魂——论唐君毅的爱情神秘主义

当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之一是爱情学的开拓,唐君毅先生的爱情学在此有先驱的地位.本文先论述唐君毅关于其神秘经验展现的方法,再阐述唐君毅的爱情学.唐氏爱情学扣紧“宇宙灵魂”、“精神实在”,强调爱情历程与宇宙灵魂的统一,因而极具神秘主义色彩.本文由此论述唐君毅关于身体冲动、身体碰触、性、婚姻和生育等之精神内涵,而含摄于宇宙灵魂之中,达成一爱的意味世界.     

"良知"的展开 ——唐君毅论"宗教意识"

唐君毅的宗教观是一种人文主义形态的宗教观,而并非是传统宗教观中神本主义的宗教形态。人并非是依神或者先知的启示而获得宗教信念的,而是从人之安身立命、获得"终极关怀"层面来谈宗教精神的。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人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的形成源自于人之现实生命之自身,其基础是人的良知,外在超越之神性必然要回到内在超越之人性本身。这也是唐君毅体认、赞扬儒学宗教精神的本质所在。     

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的命运"或"中国向何处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这个问题是与"儒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且集中突出地体现在它与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之中.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学的复兴,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在特定层面上、比如在制度层面上是合理的;同时,没有儒学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某些"全盘"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儒学的复兴是必然、应然而实然的,因为这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不过.复兴的儒学并不一定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前者发挥基础作用.     

儒学与现代化漫议

<正> 一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苦恼着中国思想界整整一个世纪了.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些先进思想家,从富国强兵出发,认为儒学缺乏名、数、质、力之学,仅靠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实现船坚炮利、达到抵御外侮目的的.于是,他们提出了"主于中学以西学补所不足"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未使用"现代化"概念,但实质已提出了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当然,这些思想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狭隘的,对儒学缺陷的承认也是不大情愿的.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展开,儒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些目光锐敏的思想家认识     

儒学之难:论新文学反“礼教”的概念置换

儒学"礼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五四"以来,出于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客观需求,"礼教"曾一度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负担,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猛烈攻击和无情批判。然而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对于"礼教"的非难,其涉及的内容却并非儒学"礼教"的所属内涵,比如"节操"问题、婚姻问题、"纳妾"问题以及"典妻"问题等,恰恰都是为"礼教"所抵制的社会"庸俗"。新文学将"庸俗"与"礼教"进行概念置换,这完全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运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