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孙中山的革命观

孙中山在晚清风雨飘摇的革命危机中,首举反抗满清专制主义之义旗,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时代潮流.他所倡言的中国革命,以美国革命为典范.他认为,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革命.美法革命之成败,不关乎其领袖品德之善恶,而关键在于其全国民众的“习尚”.美国民主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方自治的传统.孙中山进而借鉴美国和法国经验,构想了中国政治转型之“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程序,旨在通过革命政府指导国民实行地方自治的“训政”为政治转型的过渡阶段,为共和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从《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看郭沫若思想的转换

《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是反映郭沫若冲出苦闷的氛围,走出“歧路的仿惶”,向无产阶级思想转换途程中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然而此文在郭沫若研究中却被置于忽视的境地,少数论者在谈及此文时,也常常是蜻蜓点水,缺乏仔细的分析与评判,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不足之处.纵观郭沫若前期的作品,常常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印下了王阳明思想的印迹,即使在他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思想见解与文艺见解全盘变了之后,也仍然把王阳明的思想作为变革自我及社会的重要武器之一:“我自己是信仰孔教,信仰王阳明,而同时也是信仰社会主义的.”郭沫若为什么对王阳明倾慕不已呢?他是怎样去理解和变革王阳明的思想,使之有助于自己的思想转换的呢?     

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1898-1907)

在1898-1907年间,梁启超的革命观在激进与缓和之间经历了曲折转变,但是,随着其革命思想传播而激化的革命热潮,却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群体中不断传染和转化,反而不以他思想的嬗变而消减。梁启超革命思想在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知识分子虽能通过革命话语的创造吹响舆论界的革命号角,但却难以控制革命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转化,以至于无法在革命的漩涡中寻找一种可以替代激进、煽情革命论的话语。这期间,尽管现实之痛让人们忘却先前革命带来的创伤并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但梁启超对革命模式的摸索及其失落却逐渐地为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铺设了一条愈发清晰的道路。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思想转变书写的叙事策略

文章分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思想转变问题，认为革命话语的“介入”模式、人物主体的“内省”模式是其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导致了个体文化心理的单一性与政治性，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建构方式。     

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十字街头的塔》,反映了他对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双重不满。"十字街头的塔"的选择,在客观上滥觞了"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截然对立的话语方式,是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1930年代不同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文学,几乎相一致运用这一话语方式的根源之一;同时这也为学院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或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斗争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论政治话语下的“小说界革命”

政治和文论历来关系紧密。近代“小说界革命”因政治需要而发生：小说凭借与政治的联姻而被强调其社会作用并获得广泛认可，政治依靠小说使自己的思想、理念得以形象化、系统化。出于政治考虑的“小说界革命”不仅帮助维新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使小说自身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获得与诗文同尊之位。     

中国文学服装叙述的政治文化形态

着装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个体的着装隶属于社会身体管理学的范畴.服装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其的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朝代的更迭、政体的改变、思想的变迁,往往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之上.借助在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服装叙述担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语义功能.     

沫若十年祭

86岁的郭沫若,引吭高歌了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之后,于1978年6月12日走完了他漫长而辉煌的一生。我们失去这位文化巨人已经十周年了。郭沫若的名字是家喻户晓、举世皆知的。他不但是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五四”时代独领风骚的诗人、现代历史剧的开山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兼书法大师。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与西方进步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巨人。以他在思想文化领域战斗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哺育的人物之众,堪称一位“文化元帅”。     

当代中国时代主流话语的演进与政治和社会转型

时代主流话语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 ,反过来又促进时代主题的转换 ,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主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话语系统和实体构筑具有话语核心和话语指导作用。集中反映新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主题 ,以“群众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话语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主流话语 ,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实体构筑和转型具有话语先导和话语工具的意义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当代中国时代主流话语的演进与政治和社会转型

时代主流话语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又促进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主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话语系统和实体构筑具有话语核心和话语指导作用。集中反映新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主题，以“群众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话语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主流话语，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实体构筑和转型具有话语先导和话语工具的意义。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分别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政治诉求、政治审美因素,都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包括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审美四个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包括启蒙、革命、重新启蒙、后启蒙等四个阶段,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启蒙者、被改造者、新启蒙者、智识分子等四种身份的剧烈变动,文学研究的话语形式分别为启蒙话语、大众话语、新启蒙话语、技术话语等四种类别。与以上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分为政策与制度图解、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政治等四个层次。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略论邹容的诗文创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邹容并不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诗人或作家。但他以“革命军马前卒”自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革命大呼猛进,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沉闷的大地上,以不屈不挠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实践和猛烈犀利的战斗诗文,吹奏起那个时代最嘹亮的“革命”号角,显示了二十世纪初觉醒了的中国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和为民主自由而献身的精神。他的诗文“载道”,正是用诗歌和文章进行最激进的、最富鼓动性的政治革命宣传。鲁迅说:“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作为年轻的革命家的邹容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文字,正是这种“革命时代的文学”,是“由哀音而变为怒吼”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