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

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贷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史记·货殖列传》散论

《史记·货殖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异军突起似的经济思想和货殖主张,招致了历史上不少正统学者的非议。班固父子读后,贬之曰:“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北宋李觏作诗责司马迁“闻道寡”,而盛赞班固之“驳议何洋洋”(《盱江全集·读史》);金代王若虚更疾之若仇,惊呼“迁之罪不容诛矣！”(《滹南遗老集》卷十二)由此可见,《货殖列传》决非等闲之作,值得深入探讨。     

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辨——读《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出身布衣匹夫的“货殖”家立了《货殖列传》,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站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上,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如果我们去掉“崇势利而羞贫贱”的贬意,可以看到“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表现了司马迁卓然于群的经济眼光和进步的历史思想,所以我认为班固所说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是不恰当的,应该加以肯定。     

论屈原的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司马迁的“崇势利而羞贫贱”思想辨析

司马迁的“崇势利而羞贫贱”思想辨析智芬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货殖列传》，肯定了作为布衣匹夫的“货殖”家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     

略论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思想提出了三点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我认为班固的上述批评,有的得当,有的不当,有的则是指司马谈非指司马迁,应作具体分析。     

屈原爱国思想略论——兼和《“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的作者商榷

《“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以下简称《我见》)。我拜读之后,认为作者所列六点理由,都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屈原不是爱国诗人罢了。其说不足取。持这种观点来否定屈原的,历来不乏其人,例如扬雄就认为屈原“遇不遇命也,何必自沉身哉”;班固就讽刺屈原“露才扬已”;颜之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两司马”是人们对西汉文坛翘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并称。自汉代班固论武帝得人,举凡“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来,历代论者即多以二人相提并论。如《北史·文苑序》谓汉自孝武之后,“扬葩振藻者如林,     

论司马迁的爱国主义思想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是我国古代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部总结我国民族数千年历史沿革与发展的通史,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思想。     

《离骚》篇义辨

《离骚》篇名题意,历来众说不一。其不同的解说,无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归纳过的几种,至今尚无确解。最早的当系司马迁的“离忧”说。其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又云:“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这实乃对司马迁“离忧”说的进一步解释。《史记·屈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是怎么作出此解的呢?细考《史记》原文,不难发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上文,有“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数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司马迁“离忧”说的“忧”,不仅有“忧愁幽思”之义,而且这种“忧愁幽思”是在屈原不被楚王所容而被疏离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离忧”不正是“别愁”(即“离别之愁思”)之意吗?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荀子与先秦道家

一、荀子的学术态度与荀学性质 在先秦儒家学者中,荀子是受道家影响最深的一位。可以说,没有道家的影响,就没有别具特色的荀学;当然,如果没有道家的影响,荀学在封建社会中的命途也就不会如此多舛。 在司马迁眼中,荀子是一位与孟子齐名的儒家学者。但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注中认为,荀学属黄老学:“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班固大概是最早看出荀子是受道     

扬雄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

对扬雄的《反离骚》,古代一些文艺理论家多有论争。现在,也还有人对扬雄提出批评。例如王文生同志就认为扬雄等人是“首先举起儒家道德原则的旗帜而集中攻击屈原作品的思想性”,而扬雄与班固“对屈原作品的否定”,都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偏见”)《两汉的文学理论批评》,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而另外一些同志则又认为扬雄写《反离骚》,“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他又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这些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析论——兼论司马谈对其思想的影响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后世凡贬抑司马迁者多沿用此说 ,却极少有人论及“所蔽’的原因 ,是不公允、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