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古阆中

阆中位于四川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它风格独秀,是中国古代依据“天人合一”建城选址的典型范例。阆阆中位于四川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它风格独秀,是中国古代依据“天人合一”建城选址的典型范例。中古城面积1.78平方公里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座古城之一。它棋盘式的古城格局,融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是中国建筑艺术的实物宝库。阆中是华夏本源文化的发祥地,传说伏羲的母亲华胥在此孕育了伏羲;阆中是巴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雄浑、神秘的巴渝舞是中国舞蹈研究的活化石;阆中是三国寻踪游的主要目的地,吸引着大量海外游客;阆中是中国汉唐天文研究…     

龙、凤、虎天族及濮阳西水坡大墓

根据公元前5341年春分日落后40分钟普天星宿初现时苍龙七宿、朱凤七宿在天宇中的方位，及春分日出前40分钟当普天星宿将隐时白虎七宿出现的天宇方位，判断苍龙、朱凤、白虎为伏羲图腾。西水坡45号墓的墓圹取象皇冠，而皇冠取象盖天说之七衡六间略图，进而论定此墓属伏羲朝中期僭主政治出现前夕的某位天皇。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百科新知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结束了标志着中华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夏商周三代一直有世无年的缺憾。它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确认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     

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黄帝华胥文化类型问题研究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集体记忆,始于古代中国人对于黄帝、华胥的礼赞。考察和分析黄帝文化和华胥文化的性质、类型、演变及其与中国上古历史的关系,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考古实证法进行相关研究,不断汲取新的科学成果,逐步滤清神话传说中的虚妄成分,可以得出基本结论:黄帝部族和华胥部族分别生息、发展于姬水流域、灞水流域;相互缔结部族对偶婚姻,是两者融和而成为共同文化体的标志。     

祆教东进中原时间考——《荀子》“祆”字考

《荀子》"祆"字指的是祆教,荀子的主要生活时间约公元前313至公元前238年,所以祆教东进中原的时间由此可确定:至迟是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     

吴文化研究管见

吴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独具风采,从考古发现已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三山文化;从文献记载看,也可上溯到狩猎时代的华胥伏羲氏集团。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参与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商周到春秋的古吴国时期,吴文化逐渐与灿烂的华夏文化融为一体而又显示特色。在这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吴文化与祖国统一文化中的各区域文化一起成长,并发展成为独具异彩的吴语文化。魏晋隋唐以后,随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太湖流域一直是我     

论安敦尼之死

马尔库斯·安敦尼（约公元前82——30年）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的恺撒党人。恺撒（约公元前100─44年）被刺身亡后，安敦尼成为恺撒派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他在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年）争夺独裁统治权的斗争中战败，自尽身亡。关于安敦尼失     

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以新密市伏羲文化为例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新密市“中国羲皇文化之乡”称号的获得,正是学者、民众、政府三者共同进行伏羲文化再生产的结果。民众利用民间的伏羲文化资源,以伏羲庙宇为中心,围绕伏羲信仰,生产出学者进行伏羲文化再生产所需的原料;学者通过对伏羲文化的传承者、承载物的调查研究,结合自身学识和话语优势,在民众的基础上,对伏羲文化开展进一步的再生产;政府通过对伏羲文化的认可、宣传,促进了伏羲文化的再生产。     

女娲与伏羲:华夏初民对两性关系的认识

女娲与伏羲的神话传说和演变,折射了华夏初民对人类起源和男女两性关系朴素的唯物认识。华夏初民认为女娲是人类的始祖;伏羲是华夏文明的领引者。他们的“功业”反映出:起先女性是社会主导者,而后逐渐被男性所替代;人们最早对生育的认识是直观的,以后才认识到男女两性在繁衍后代上不可或缺;男女两性结合形式从原始的状态而实行班辈婚,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婚姻家庭——血缘家庭。     

唐代诗文中“华胥国”意象及其内涵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唐代诗文,分析"华胥国"这一诗文中的常见意象,意在明确其内涵,为古为今用之借鉴。分析认为:唐代诗文中有的借"华胥国"歌颂盛世,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有的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还有诗文歌颂"华胥国"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的民俗,这些均丰富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内涵,并赋予了时代特色。     

华胥氏的历史传说与考古文化史实

华胥氏在历史传说中是伏羲氏的母亲。其实,华胥氏是氏族或部落之名,“华胥氏”就是“花须氏”,亦即“花芯氏”,即崇拜“花芯”的氏族部落。该氏族部落首领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始祖之一;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彩陶以“花叶”纹为主,应是华胥氏族的主要后裔;甘肃秦安大地湾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中,出土的“华胥氏”女神像说明该类文化居民也是华胥氏后裔,为“华胥氏”是华夏民族的共祖提供了依据;蓝田是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华胥氏后裔的繁育之所。     

训诂学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探讨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释词为核心研究内容,对提高古籍阅读能力和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准确解释文选中应注而未注之处、发现与匡正误注之处、在众说纷纭的注释之中决定取舍或另求正解等三个方面对训诂学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分析。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生命本原说之探讨

讨论和比较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源于父母之精,生命过程的维系依赖于一身之气。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桥或气。因而在中医学中,不能说人体生命是由人体内之气生成的,而应坚持和发展中医学的精为人体生命之本原、气为人体生命之维系的理论,并逐渐淡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中国嫁接技艺起源的考辨与勘误

我国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由于很多珍贵古籍已经失传或是难以考证其具体成书年代,故难以明确关于我国古代嫁接的缘起和最早记载年代,导致异说纷呈。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考证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可能是受天然嫁接和寄生植物的启发,或因扦插技术的发展而发明了人工嫁接技术。目前考证出比较可靠的最早记载我国人工嫁接的古籍是《尔雅》中的《释木》篇,大致出自春秋至西汉初年,更具体的成书时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对一些文献中关于植物嫁接起源的错误进行了探讨。     

伏羲文化内涵一说

伏羲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发明网罟、始制婚姻、始画八卦。发明网罟用于捕鱼打猎,带来生产力的大飞跃,关乎人的生存。始制婚姻用于规范两性关系,使两性关系脱离了动物界,关乎人类延续后代。始画八卦用于认识万事万物,使人类社会逐渐走出蒙昧时代,开启了通向文明时代的道路。伏羲文化主要内涵的价值具有根本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伏羲是首位中华人文始祖。顾颉刚先生认为,伏羲是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回溯古代社会,因而从理性上推演出来的一个古代社会的渔猎阶段。冯友兰先生认为,文化是一种有选择的积累。本文讨论伏羲文化的内涵,是以顾、冯两位先生的上述见解为前提的。     

西子经典形象与祓禊之俗及魏晋隋唐的女性观

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但受制于当时的女性观,还往往与民俗文化有关。魏晋隋唐时期,西施演变为浣纱女,并出现西施在吴宫采莲为乐的传说,便是一个显例。"浣纱"、"采莲"皆与祓禊之俗有很深的渊源,且与女性的关系非常紧密。祓禊之俗与男欢女爱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契合了魏晋隋唐放诞的世风。虽然许多女子都曾被附会为浣纱女或采莲人,审美的需要和习俗的特点却使得"浣纱女"和"采莲人"最终成为西施的经典形象。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