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经济提携”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通过武力占据了东北三省,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提出了“中日经济提携”,企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达成“经济合作”之势,以此来实现其全面侵华战略。但当时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其本质是想以此为幌子,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辅助其军事、政治侵略,最终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前的宋哲元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在国家、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29军官兵奋起抵抗,全国抗战爆发。由于29军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其军长宋哲元成为国内外注目的人物,被誉为爱国将领、抗日英雄。 然而,在“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前,宋哲元一方面不甘心自我堕落、与汉奸同伍而遗臭千古;另一方面,也不愿强力与日寇抗衡损伤军队。因而,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中。为了维持冀察的半独立,为了保存29军的兵力,他幻想和平,热心谈判,企图通过对日让步求得妥协;同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全国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声誉,在谈判中也不敢走得太远,完全满足日军的要求。但是,日军此次进攻不同于以往的挑衅,而是要大举兴兵灭亡中国。因此,让步只能给日军调兵遣将以时间,贻误我方抗战部署,挫伤军民抗战锐气。     

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蒋介石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到1935年日军企图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全面控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复杂交叉的中国政治,蒋介石的政策只有一点,即全力维护他的独裁统治。谁威胁到他政权的稳固,他打击的矛头就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不抵抗主义”剖析

<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七个年头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华始终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对应政策,即不抵抗主义。正是这个主义,解除了国民党北方军队的武装,使中国丧失了东三省领土,造成了华北危机,并导致了芦沟桥事变。对日本的侵华,举国愤慨,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发表了不少声明和演讲,但语多灰色阴沉,即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是空话,毫无抗日主张和计划。事变的第二天,吴铁城在北平召集省市两整委会谈话时说:“希望对日军占沈事,以慎重沉着态度,表示意见。”(1931年9月20日《申报》)9月22日李石曾在北平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上讲:“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国人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冲动,须团结内部,一致抗日,自可成功。”(1931年9月22日《申报》)外交部长王正廷,则完全寄希望于国联的裁判,9月21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新探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的选择,有一个变化和最终形成的过程。从国民党方面看,经历了从苏南渡江改为从铜陵、繁昌渡江的变化;从共产党方面看,经历了从铜陵、繁昌渡江到从苏南渡江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原因与国民党的阴谋有关：有意向日军泄露新四军北移消息,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桂系军队阻截;调集皖南顽军加紧合围。国民党武力消灭新四军,找的由头就是“违抗军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从时间上看,皖南新四军北移不存在“逾期”的问题。新四军取道苏南北移,国共两党中央都是知道的。但是,新四军先向南再折向东即走“南线”到苏南,很难断言中共中央不知道,也找不到和第三战区商定的文献资料。     

试论日本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对事变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竭力阻挠南京政府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企图借此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广田内阁的倒台,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对华政策主导权。面对中国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军部对华推出了"和""战"两手政策。新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对华频频展开"和平攻势",企图借此引诱中国全面倒向日本。由于林铣内阁对华新政策并未改变广田内阁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且因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不可逆转的抗日政策,军部对华"和"的一手以失败告终,日本对华政策也由此走上全面侵华的战争之路。     

论热河事变的历史地位

热河事变属于“九一八”事变的组成部分,这次事变之后,日军不仅完成了对东北的殖民占领,而且侵华力量从东北转移到华北。该事变在日军侵华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浅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态度的演变

“对日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下执行的一条对日投降卖国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即一再电令东北当局和张学良对日军的挑衅“宜隐忍自重”,“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服从,而且在行动中绝对执行,命令东北军遇日军挑衅,不抵抗或躲进兵营,并收缴士兵军械,存于库房,甚至在获悉日军要发劝事变后亦未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张学良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方面是受蒋介石“不抗日”的影响。张学良在“抗日须全国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担心在政府不抗日情况下,东北军假如违令抗日,孤     

热河失陷与长城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本着它蚕食中国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于1933年春侵占我山海关、热河,为越过长城侵略华北作准备。中国一部分爱国军队在长城线上奋起抵抗,曾给日军的侵略气焰以相当的打击。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与日本妥协,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当时华北陷于更加深重的危机。 鉴于这一历史事件至今著述较少,本文拟结合近年来看到的一些新资料对此作一综合叙述。 一、日军深入侵略内地的开始——山海关事件     

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夺取东北,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第一步.不久,日本又开始实施所谓“华北分离计划”,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日本不仅采用了政冶和军事进攻的手段,同时还采用了经济进攻的手段,在华北的冀东地区进行猖狂的走私贸易活动,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冀东走私贸易的发端是和“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的加深以及中国外交上的失策节节相应的.1933年春,占领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越过长城,侵入河北省境内,到达连接北京、天津、塘沽的北宁线铁路。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5月,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北宁线以东和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塘沽协定》,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以武力征服中国的重要步骤,也是国民党政府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产物。此协定不仅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再次遭到侵夺,而且使华北乃至中华民族益加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当时慑于舆论谴责,不敢将事情的全部真相公诸于世,致使过去一些著作对这一问题说得不够清楚和准确。本文拟根据近年来陆续披露的新资料,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与签定协定的当事人黄郛、何应钦等人的来往电报,以及日本方面的资料,就此作一较为全面的述评。一、对待民族危机的两种态度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之后,又于1933年春侵占了山海关、热河,随即进攻长城,企图把战火引向关内,直接威胁平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于1月17日发表宣言,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李良玉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且迅速扩大事态，野蛮侵占了我国东北。次年３月，它又一手导演，成立了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近代对华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严重恶化了中日...     

论侵华日军在福建的贩毒活动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开始在福建从事贩毒活动。抗战时期,日军在以武力手段屠戮福建人民、掠夺资源的同时,更是在福州、厦门等地废除中国政府的各项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以台制华”、“以毒养战”。与其他沦陷区相比,日本在福建的贩毒活动有其特点。巨额毒资不仅助长了日军的侵华气焰,同时也使福建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傅作义与绥远抗战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的魔爪伸向绥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大义凛然,发动绥远抗战,挫败了日军的侵略阴谋,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一)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便沦于敌手。但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一九三三年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和内蒙古地区。为了侵占内蒙古地区,日本侵略者施展了各种阴谋诡计。开始以“蒙满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洲国”;继而又以“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为口号,企图煽动各盟旗王公搞民族分裂,建立傀儡王国。日本侵略者除派特务深入各盟旗秘密活动外,还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对各盟旗王公进行政治拉拢。当时的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是一个怀有极大政     

“八一三”抗战中的上海人民

一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便明目张胆地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寇再次扩大对中国的侵略。7月7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以虹桥事件为借口,进攻上海。这样,日寇一面从华北平原,一面从华东地区大举进攻中国内地,以便实现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威胁。敌人的枪炮声,震惊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及其历史作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了“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近二十万的东北军和警察部队大都不战自退,致使日军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省会和主要城镇,1933年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总的战略企图，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的次序则是“先中国，后世界”，首先进攻和独占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实行“南进”或“北进”，或者“南北并进”。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的“中间突破”计划，困住了日军的主力，箝制了日军“北进”计划的实施，延缓了其“南进”的步伐。在中日战争长期化、日美矛盾尖锐化和德国侵略战争扩大化的世界战略态势之下，日本终于铤而走险，实施“南进”政策，经过从“良机南进”到“有限南进”和“南北并进，优先南进”以及从“优先南进”到“专事南进”三部曲，走上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

(一)今年2月21日,中国国务院两办公室发表了“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以政府文告的形式,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白皮书醒目地提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各种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对台政策文告中明确指出,无限期拖延与祖国大陆进行统一谈判,将迫使祖国大陆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