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哲学研究的前提概念之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也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问题。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学界存在赞成论否认论和慎用论等争议。回答争论的前提是解析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中国模式研究的前提性概念。前提概念的澄清可以为中国模式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     

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

艾滋病作为一种污名化的社会疾病,由于其高致死率、多途径传染和在目前不可治愈的特征,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社会恐惧和相伴随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本文在两个中国乡村社区的两类人群——普通村民和艾滋病感染者——中所采集的实地数据的基础上,对村庄社区范围内艾滋病流行与社会歧视之间的经验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不但给出了表征当地社会歧视形式和水平的描述性数据,还给出了用于解释当地社会歧视水平的两个回归模型。文章开始,作者还对艾滋病和全球社会科学的学科回应,以及中国艾滋病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文献综述。     

华裔“虎妈”的“中国模式”

华裔＂虎妈＂蔡美儿在美国挑起的不仅仅是一场有关子女教育问题的中美争论,从更为深层和隐秘的层面观察,＂虎妈＂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的焦虑感。它们都指向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输给中国？     

“中国未来的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国际论坛征文启事

中国社会学会(CSA)、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SHSS)与英国诺丁汉大学(UON)当代中国学学院(包括所属中国政策研究所和诺丁汉孔子学院)(SCCS)将于2012年8月8-9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第五次     

“艾滋病立法应当倾听边缘人群的声音”——访夏国美教授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艾滋病还被视为外国人所患的性病、需要“御于国门之外”的时候,夏国美教援就开始了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奔走呼吁的艰难历程。这么多年下来,艾滋病渐渐被国人正视,脱离出道德谴责的范畴;上海开始了第一次由专家撰写艾滋病法律草案,并不断听取各方意见的”自下而上“的立法进程……然而,夏教授最强烈的感觉依然是,艰难!     

中国城市“居住分异”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城市居住区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居住分异"现象,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空间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混合居住是目前解决居住分异的一种重要途径。混合居住模式以消除居民的社会差异为住宅建设的社会意义和目标,是解决不同社会阶层隔离、促进不同居民交往的有效方法,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居住模式。     

“广州模式”——中国技工教育的“小蛮腰”——专访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副书记黄远飞

面向世界,挑战自我,纤纤细腰,时尚动感,2011年8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记者在高速电梯里、在1分半钟登上600米高的国内第一高塔——广州塔时,一下子被她的大气、创新、速度、视野、气魄、包容和美丽震住了：上小下大的两个椭圆体扭转而成,在塔体中形成纤纤细腰,宛如扭身回望的少女,极富动感与深情;     

“健康俱乐部”的艾滋病预防小组工作——以东莞、惠州、深圳三地农民工同伴教育为例

农民工由于频繁的流动性和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是艾滋病传播中的脆弱人群和高危群体。近年来。党和国家把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但如何有效地开展农民工的艾滋病预防教育,目前还是有待破解的难题。广东省东莞、惠州．深圳三地开展的农民工同伴教育小组活动给此难题的破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人肉搜索”说起——信息社会的道德困境

人肉搜索在今天已经不是个新名词了。虽涉世未深,却已名声大噪,让现代人为之叹服,就像《纽约时报》一个报道的标题《中国的“人肉搜索”让国际刑警黯然失色》。当然,“人肉搜索”并非中国特色,在英国、美国、韩国也都发生过震惊朝野的人肉搜索事件。     

社区建设与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

近年来，社区建设在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启动阶段，市民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从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的考察入手，探讨社区建设与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     

“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论题——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论题一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学术研讨会，2006年3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聚焦中日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即：（1）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企业体制结构；（2）大都市建设和规划；（3）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差距问题；（4）社会福利问题与社会政策。会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8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现将各位学者发言的丰要观点述要如下。     

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

莫里斯·弗里德曼是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诸多领域,其中,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卓越分析使他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声名鹊起,他在贯通人类学和汉学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更是令人肃然起敬(Firth,     

“三社”互动 激发基层社会管理新活力——成都市温江区“三社”互动模式探索与实践

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元素,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队伍“三社”互动建设,对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管理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论坛召开

近日,来自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学者以及本土社会企业代表,在京举办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论坛。     

转型时期养老模式问题探索——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整合之路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转型，在这场全面而又系统的变革中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家庭养老功能的转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在城市化、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及家庭小型化的压力下，养老问题日益尖锐，并构成大社会问题。就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功能、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和社会发展”论坛综述

2010年社会学年会“社会性别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和社会发展论坛”如期在哈尔滨华旗饭店拉开了帷幕,在短短的一天内,前后有60多人参与了评论和讨论,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讨论积极,与会者会后纷纷表示参加本论坛非常有收获,本论坛也得到了本次年会的大会表彰（在28个论坛中共有三个论坛得到优秀论坛称号,有三个论坛得到大会表彰）。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一个“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     

“海外中国资源”的角色价值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海外中国资源”拥有者以其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相对性资源”优势，在“外资外脑”进入中国顺利开展投资经营、推行现代管理理念和先进科学技术等方面发挥了推助作用；其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在中外制度碰撞和文化隔阂中，发挥了双向调适、促进理解的“润滑剂”作用；其主体与媒介的双重身份，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与世界各国达到互利共赢方面扮演了双向传递信息、促进资源互补的媒介角色。这一群体在实现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世界协调化发展中正在作出独特的贡献。     

“问题化”的背后——对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反思

最近几年，中国的改革已经逐渐进入了“深水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冲突愈益激烈，2005年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多达87，000起，是1993年的10倍之多：二是去年出现了关于改革成败和方向的论争，这实际上是现实中的社会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改革进入“深水区”，这就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不再可行，而必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理性认识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也就显得尤为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