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结构的反讽策略——《尘埃落定》散论

文章主要探讨了《尘埃落定》文本结构的反讽策略。作者认为，无论是文本潜藏的分裂性，还是“能指”的幽婉表达、“所指”空间的审美内蕴，作品都为反讽叙事提供了多重的阐释途径，其反讽构成中的言与意的错位与悖反拓展了审美话语信息的意义边界，反讽与隐喻的纽结也为作品的诗意、智慧创造了无限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     

地方、记忆与艺术：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

艺术作为记忆的一种形式，是人、地方与时间的联结之物。“地方”“记忆”与“艺术”具有层层关联及丰富的意义，“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是人类经验与有意义的“场所”。人类的记忆、想象与认同需要具体场所，而记忆、想象与认同则又重塑地方的“场所精神”。地方艺术连接着人对于地方的往昔历史经验，是人重返地方的记忆之物。地方艺术携带着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集体记忆，并帮助我们重建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处于一种松散结构的后民族时代，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艺术对于身份认同具有重建意义。人通过地方艺术的可见形式，回到不可见的往昔历史经验。人通过充盈着地方场所精神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故土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地方艺术回到精神所栖息的故乡。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生命的旅程》-一年至不惑的生命救赎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长存”一这是宗教的说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地”似乎不能够长存，人也可以回到过往。暂且把科学和宗教放在一边，因为这一切都离我们太远。就近来看，我们能真切感受到的是：生命就像一次单向的旅程，其间的错过与得失已然都成为过眼烟云，像打碎的镜子，像撕破的谎言。幸好每个人都有记忆的能力，让沿途的人、景、情、叹、思、悟都能铭记于心，替我们分担了不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而像《生命的旅程》，像其作者，这又是另一种关于旅途的回味与记忆，是生命的另一种出口与境域。     

对文化与人的理性思考

这组散文总题为《文化苦旅》,顾名思义,是要进行艰辛苦涩的文化反思,用二十世纪的目光去抚摩历史的足迹。无论是对应山水,抑或回首在事,作者都是在借题发挥,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索。 作者的这种理性怀疑与思考,集中落实到对“人”的问题的探求上,即把他对中华文化     

"清醒的疯狂"--《阿Q正传》与反讽艺术(一)

《阿Q正传》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讽文本”。“阿Q”作为鲁迅独创的一个“小说化”的“反讽”文学符号,既是笑的对象,也是笑的主体,而且毫不犹豫地将讽喻笔触直接指向作者和读者自己;“阿Q文本”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清醒的疯狂”,并借以消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为民族与文化“开出反省的道路”。     

与生命同行--评吴义勤《文学现场》的批评姿态

“对我来说，中国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在这个过程中，我生命的旅程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丧失对新时期文　学的热情与信心。阅读、思索，对话，争论，写作……新时期文学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的　生活。”（《文学现场·后记》，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这一段坦诚的告白叙说了吴义　勤教授对　于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的生命记忆。换句话说，文学的潮起潮落已融入作者真实的生命　空间，既潜伏着不可或缺的时间流程，又跳跃着文学自身的脉搏与心动。这是一种亲临现场　的有趣意味，…     

论哈琴反讽美学的元现代性

加拿大当代文艺理论家琳达·哈琴以其独特的反讽理论迥然有别于历史上的反讽理论,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后现代反讽观。她将反讽同后现代政治结合在一起,并试图改变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解构性内核,在“后现代之后”的文化语境中重建具有张力和建设性的文化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哈琴的反讽政治美学同元现代主义理论有了诸多的相通之处,可以共同迎接“后现代之后”文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挑战。     

泛政治语境下的另类言说——论“百花小说”的反讽艺术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执行给文艺界带来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这就是所谓的“百花时代”。其中,一批描写爱情家庭生活的小说由于运用了“反讽”这一特殊的言说方式而显示出丰富的生活底蕴和审美内涵,使泛政治语境下的文学创作透露出生机与活力。“百花小说”的反讽主要有三种类型:视点反讽、语调反讽、客观反讽。反讽造成了语意的含混,扩大了文本的审美空间,也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和思考。     

毛姆、鲁迅的《风筝》比较谈

毛姆与鲁迅都是弃医从文的作家，以心理剖析见长。两人在同一题材的《风筝》中，各自描写了一个家庭人际关系中的失误。在这个失误中，有受害者，有“迫害者”。受害者在不知觉的麻木中牺牲着，而“迫害者”又出于一种自以为良好的愿望而自食苦果。在创作风格上，两篇作品都以冷嘲与反讽的笔调叙述故事。然而，毛姆的冷嘲与反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俯视人间的悲喜剧；鲁迅则在批判封建伦理的基础上，再把讽刺解剖的笔锋转向自身，表现出他对启蒙者在改造现实中所遭坎坷的痛切感触。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民间存在、虚无与反抗——重读莫言《檀香刑》

《檀香刑》是莫言以重返历史的民间姿态，用“猫腔”谱写的一部高密东北乡抵抗外辱的心灵史。莫言对戏曲传说中的文化记忆进行解码和重构，展现了民间丰赡与复杂的生命存在，揭示了传统刑罚及西方殖民文化的“吃人”本质，也暴露了民族主义的坚忍与蒙昧及民间生命的狂欢与虚无。然而，莫言并未沉浸于想象的虚无历史中，而是在超越历史的人性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继续探索多元审美的艺术融合，并以庄严的历史观践行着鲁迅“反抗绝望”及萨特“存在主义”式的生命哲学。     

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     

暗指伪装论对言语反讽的阐释

以英国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从Kumon-Nakamura等学者的暗指伪装论（allusional pretense theory）所提出的“暗指”和“语用非真诚性”两大语用特征的角度重新考察反讽的识别过程。认为“暗指伪装论”相对于传统的语用模型和“回应论”更富有优越性，即更少依赖于反讽的真值条件，有助于鉴别说话人的话语意图和讽刺对象，为反讽识别难易度差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舍弃了传统的反讽与非反讽二分法，涵盖了不同程度的反讽等。     

中亚西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首次论述了定居中亚、西亚华侨的历史与现状。作者分析了华人移居中亚和西亚的历史因素，着重指出了华侨在开发这两个亚州地区的巨大历史功绩，论证了华人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演变的发展规律，文章还强调了中亚西亚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与促进祖国与这两地区诸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谁来继承英格兰?”: 《霍华德庄园》中的记忆冲突与传承

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_“英格兰现状_”小说对英国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思考。小说通过施莱格尔姐妹、威尔科克斯父子和露丝所代表的三种文化记忆之间的矛盾冲突，伦敦城市文化和霍华德庄园乡村文化的对立，探索了英国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背后，社会道德沦丧、宗教信仰式微以及工人阶级低工资、失业等社会问题，反映了作家对英国未来走向和发展的焦虑，而且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_“谁来继承英格兰_”这一著名的英国记忆问题。关于谁来继承霍华德庄园的问题，不仅关乎家族记忆传承，也意味着各阶层记忆的重组。小说最终完成了霍华德庄园主人露丝到玛格丽特的记忆传承，喻示着霍华德庄园被建构为英国传统记忆的_“记忆之场_”,具备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其中对立冲突的各阶层重新联结为一个象征性的记忆整体，以重建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聚力。福斯特给出的_“唯有联结_”,回答了英国记忆传承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林白小说中的个人记忆与女性时间——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例

“记忆”在林白“个人化”的“女性写作”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她把“回望”作为写作的“基本姿势”，认同记忆的“个人性”特征，背离集体记忆中的时间经验和叙事传统，用边缘性的书写重构时间与历史，这种艺术特质集中地展示于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该作品显示了个人记忆之颠覆与虚构的能量，表达了对时间形式与意义的性别感悟。细读《一个人的战争》，可以从“记忆”与“时间”的角度去探寻成就林白的“个人化写作”或“女性小说”的艺术隐秘。     

“好玩”的童年游戏——基于对20世纪60-90年代生人童年游戏记忆的调查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游戏。为了探寻多年后,记忆中不曾忘却的童年游戏是否有着何种特殊意义，本研究以童年游戏记忆为切入点，运用访谈法于D市N市共抽取40名20世纪60-90年代生人进行访谈，并总结提炼。研究发现，即便在时代变换下不可抵挡的发生了游戏群体消解、游戏条件商业化、游戏文化多元化的变迁。但由“自由自在”、“紧张刺激”、“忐忑不安”等情绪体验以及在“视觉”、“听觉”、“触觉”上的不同感受构成了60-90年代人对童年游戏“好玩”这一深刻而一致的印象，也是对游戏本质的理解。记忆是连通过去和当下的桥梁，通过记忆的重现和审视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童年游戏的意义，更好的对待当下儿童的游戏。     

反讽与自由——施莱格尔反讽与克尔凯郭尔反讽关系研究

克尔凯郭尔对施莱格尔反讽的批判呈现出他们反讽在服务对象、否决程度与主观性方面的相异。但他们反讽均是苏格拉底反讽的现代发展,是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反讽,致力于反叛理性主义的禁锢与意识自由。他们还要诗人凭借反讽凌越形式、素材、写作惯性乃至创作本身,实现创制自由并导引读者解放自我。二人反讽启迪着众多现代西方作家与哲学家采取反传统写作与断片化叙事,质询与反思着自然坚实的传统和日益内化的理性主义。     

命运反讽、荒诞梦幻与象征手法——评内洛尔《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之艺术特色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命运反讽可以分为柳暗花明型命运反讽、一见钟情型命运反讽和好意误解型命运反讽。这些命运反讽都妙趣横生,具有逆期待性和隐含性。内洛尔笔下的梦幻充满荒诞,荒诞映衬着梦幻,并使梦幻与现实水乳交融。小说中使用了多转性象征、启示性象征和寄予性象征,讽刺社会阴暗面,赞颂人间真情,体现了作者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内洛尔在对命运反讽、荒诞梦幻和象征手法的创新和探索中导入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促进了美国黑人小说艺术特色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