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两汉右扶风四大家族研究

两汉时期,三辅地区陆续产生诸多豪门大族。其中右扶风郡亦豪门林立。而最著名者莫过于窦氏、耿氏、马氏、班氏。此四大家族皆于西汉中后期由北方各地迁入右扶风,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豪门势族。他们皆有尚武的传统,并渐渐兼习儒学与其它学说。同时,他们皆曾贵为皇亲,权势熏天。他们之间既有亲密的交往与协作,亦有过尖锐的矛盾与纠葛。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两汉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边疆的和平和文化的繁荣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两汉右扶风马氏家族述略

两汉时期是豪族产生并形成的时期,右扶风马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马氏家族以军功兴族,后来又以外戚身份走向鼎盛,最后又转变为军功、经学合一的家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文武兼擅、富于才干、积极进取、天下己任、严于律已、慎于立身的主要风貌,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皆与两汉的政治、军事、法律与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张灿辉割据纷争时代地域势力的兴起，既有它内在的动因，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就内在的动因而言，主要是指强宗豪族的发展，带动或支配整个地域势力的运转趋势。在以侨姓势力为主的南朝雍州势力中，河东柳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本文以柳氏家族作...     

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

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袭汉制，但仍有不少创新，形成了晋制。“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凶门柏历”之制盛行于两晋并传于南朝。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的变化，充分显示了魏晋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除西晋文帝、武帝陵墓有陪葬墓区外，魏晋时期鲜有汉代盛行的重臣陪葬皇陵之例，东晋十一陵和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门阀大族势力的膨胀，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就是分墓区抗衡皇权。     

南齐的天下秩序与东亚地区的政治运作

相较于晋、宋,南齐的天下构想更侧重于承认现实政治格局。就东亚区域而言,南齐通过除授周边君长以官、爵而建立的政治秩序对各政权具有约束力。百济借南齐天下秩序阻扰了倭人主导半岛南部的战略意图,排斥了倭人豪族的在朝势力,同时还以"内属"的方式整合百济内部豪族、王族、汉人流民等诸种势力,成功重构了政权,这正表明南齐天下秩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内涵。天下秩序之公共性的彰显正是南齐的时代特征之一。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刘宋青齐士族的土民化进程

学人通常认为,青齐地区的豪族绝大多数都是随慕容德南渡而来,并不是青齐土著,刘宋统治青齐五十五年间是北迁豪族势力大发展和彻底土民化的时代。但符合上述条件的崔道固在义嘉之乱中两次为土人所攻,崔道固是以土人的对立面出现的,则北迁豪族的土民化在刘宋时期并没有彻底完成。实际上,北迁豪族的土民化进程存在不同步性,概言之包括:以清河崔氏、清河张氏和清河房氏为代表的曲折式发展模式;以平原明氏和平原刘氏为代表的快速发展模式。平原明氏和平原刘氏在刘宋时期就彻底完成了土民化,在义嘉之乱中,两次攻击崔道固的土人就是平原明僧暠和平原刘乘民所代表的土民化的青齐士族。     

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敦煌历史上,自东汉中期以后,连续一千多年间,敦煌豪族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垄断地方经济,左右地方政治,直接影响着敦煌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敦煌豪族始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理由已在拙作《东汉时期敦煌豪族的形成》一文中讲明,这里不再赘述。本篇仅对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太和中(公元227——237年)仓慈任敦煌太守以前,敦煌的情况是“大姓雄张”,“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东汉末年以来,敦煌豪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土地已高度集中于豪门大族之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和尖锐化。 促使敦煌豪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定局面客观上保护了敦煌的豪族。东汉后期,政治黑暗,中国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统治者不顾一切,拼命镇压了这次农民革     

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

生产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和社会关系中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所以,封建社会可以概括为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的阶级社会和宗法制社会。这三个主要特征,渗透到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的结构,而豪族地主则是其中的一元和一个阶层。对豪族地主的考察,既要分析其地主阶级的共性,也要看到其阶层个性。豪族地主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有强烈的剥削性。但又是经营性地主,是残酷的压迫者,但又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不具特权身份,是非身份性地主和非统治阶层。这就是豪族地主的两重性。本文着重分析豪族地主两重性中的后者,时间跨度主要在汉唐间。     

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

青州麻氏家族是北宋时期一个极有影响的强宗豪族。从这个家族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强宗家族在基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显著特点。而这个家族的兴盛与骤衰，又充分表现出了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与强宗豪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叙述分析麻氏家族这一个案，可以深化我们对宋代强宗豪族具体情况的认识。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崛起的先声:南朝名将兰钦家世与生平蠡测

南朝萧梁名将兰钦的家世与生平,传世史籍的记述颇多模糊不清之处,相互抵触难通。比勘校读相关史料,从历史地理、姓氏源流等方面对其籍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兰钦可能出于南方兰姓,族属源于巴蛮;兰钦可能是岭南人,他早年生活在始兴郡,兰氏家族在始兴豪族中具有深厚的势力和影响,兰钦在梁朝中后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一员,是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兴起走上历史舞台的先声。《隋书》的《天文志》《五行志》中关于兰钦举兵谋反的殊异记载,折射出萧梁国史的隐讳缺失,当是权力因素干预历史书写的表现。     

迁界、复界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

本文以迁界期间位于界外的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通过分析其在迁界前、迁界中、复界后三个时间段的运作模式、组织结构及各种势力在盐场上的活动,探讨迁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迁界不仅造成地方势力兴衰更替,而且改变了盐场的运作方式、破坏了盐场组织；复界后不同势力争夺地方控制权及王朝赋役调整等多种因素结合,促使盐场地方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同时,动乱后士绅并不都是重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在有些地方,军功豪族才真正把握了建设地方社会秩序的权力.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也说托茂人

也说托茂人王野苹冯锡时、Ｍ·乌兰的《关于托茂人》一文（见《西域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对托茂人的源流考证颇为精详，读来很受启迪。其未尽之义，略作阐述，供史学界同仁参考。“托茂人”不是独立的民族，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托茂人来说，是回族的一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