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宪政史上的"经济民主"诉求及其论争

本文探讨民国史上"经济民主论"的思潮与宪政化模式,以展示中西宪政理念的互动及其塑造中国宪政文化的过程.从五四前后混合经济、产业自治、职业主义、计划经济的多元的"经济民主"思想,到三十年代民生主义话语下的"统制经济"思想,均影响了宪法文本的生成.抗战胜利前后,知识界一方面追慕英美的政治民主加苏联的经济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工商业界在"经济统制"的压迫下以"经济民主"的名义要求经济自由,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经济民主"与自上而下的"经济民主"的对抗性.对"平等"的倾慕高于对"自由"的向往,成为中国宪政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民主的实现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比较

民主是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理性选择。由于民主的歧义性，人类在通往民主自由之路上，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能够行得通的制度性民主形式，是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     

参与式民主的实现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在地方自治范围内的结合

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直接民主,至近代由于直接民主无法在大规模社会中实行,直接民主发展为间接民主,然而间接民主在运行过程中严重地背离了民主的本质,笔者试图探索一种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在地方自治的框架内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民主的本质原则,又适应现代的大规模社会.     

民主:直接与间接之分野——试论乔·萨托利的民主观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种重要的民主理论.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表示出对直接民主的质疑和对间接民主的推崇,并详细阐释了理由.这些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基于萨托利的民主观,我国应注重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进一步完善,正确对待现行体制下的直接民主诸形式,完善现有制度设计中的程序性规范.     

"人民"的本体性变奏--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

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对其本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观的视域内,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被动的。在宪政制度建构中,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的新民主诉求 --西方生态主义基层民主观探析

鉴于西方代议民主的官僚主义化弊端严重,生态主义主张一种直接参与性基层民主,它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将古典直接民主与现代代议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的新探索.其根本特点是诉求一种在不摧毁现有代议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加强公民的直接参与性,即为现有代议民主注入更多的直接民主因素,以实现政治自决.它并不完全否定或要求取缔中央政府作为共同体的决策中心的作用和地位,但要求决策形成过程的重心向基层转移,从而达到矫正代议民主的不足、促进合法决策、制约行政权的膨胀、培养公民精神,以实现人类社会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与可续发展.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