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铁路业的开创者,张之洞是后起之秀。他们对中国铁路业的发展有荜路蓝缕之功。他们一生的洋务活动也伴随了近代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铁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铁路建设中抵御外敌、发展民族经济、借洋款筑路的思想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两人权力与地盘的争斗也延缓了铁路建设,洋务派的"内耗"同样阻碍了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     

论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李鸿章与清末铁路建设为例

李鸿章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发展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其直接目的是希冀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在间接上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中华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该文以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所作的贡献,试图分析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铁路的建设和李鸿章有着紧密的联系,李鸿章是中国铁路的奠基者和实际组织者。李鸿章在对待民族资本的问题上基于一种客现现实的解决办法,为中国铁路的兴起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李鸿章与晚清钢铁资源开发研究

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对于开发钢铁资源的必要性,李鸿章逐步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反映出其在洋务运动早期曾追求经济自主、减少外部依赖,初步形成较为系统和合理的工业化发展方案。在此思想认识指导下,李鸿章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尝试钢铁资源开发活动,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阻挠,成效并不显著,使之在洋务运动后期逐渐搁置钢铁工业建设计划,并最终导致他放弃了早年所形成的工业化方案。尽管如此,探寻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必须肯定李鸿章在近代中国钢铁资源开发中的首倡地位。     

晚清东南督抚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中心

当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时,坐镇南方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在中外几种政治势力的怂恿下,因不满清廷的政策而各自萌发了独立、自治想法,但他们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全力经营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时期的独立、自治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势而凸显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力,尽管其中偶尔迸发出一丝革命火花,但终未能突破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政治界限。它实质上是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晚清中央政权所面临的深重政治危机。换言之,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持续发展和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区域)观念的不断深化是东南互保形成的重要思想诱因。     

李鸿章与唐廷枢关系述论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起用了买办出身的唐廷枢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李鸿章知人善任,唐廷枢务实负责,二人相得益彰,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在与列强打交道过程中 ,觉察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及潜在的威胁 ,构思出以防日为主的水陆防御体系的海防思想 ,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海防建设。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李鸿章却执行了与自己海防思想和海防建设相悖的保守战略 ,放弃制海权使中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从而导致战争彻底失败。     

李鸿章与李提摩太的历史情缘

一个是晚清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军政大臣,一个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透析两者的关系,可以了解近代传教士对晚清历史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我们了解近代历史提供另一视角。     

李鸿章及淮系集团与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关系

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在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创办中,做了大量创始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从三上《织布局折》到上海机器纺织局的草创和发展、焚毁和规复的过程,无不体现李鸿章对发展机器纺织的高瞻远瞩。李鸿章关于建设机器纺织工业而富国利民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纺织业技术由传统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化大生产转型,并奠定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发展必需的人才和资本基础,促进了近现代纺织基地建设,并由此影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论刘坤一与李鸿章争夺轮船招商局

1881年,湘、淮派系争夺轮船招商局的斗争,以李鸿章淮系的"胜利"告一段落。本文深入论述了这场争夺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揭示了洋务派内部的派系纷争对洋务企业的发展和洋务运动的推进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的清浊官、流外官和吏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制度上严格了清、浊官的区分。北魏的清、浊之别与流内、流外官之别相对应。北魏与北齐、隋朝流外官分等方式基本相似，区别只在于魏分七等，北齐和隋分九等；北周则将流外九等称为九秩，而且分等方式与魏、齐都不同。王朝对于流内、流外官采取不同的对待政策，但是，这种分别有时候不明显，流外官有时享有流内七、八品官的待遇。北朝流外官的构成情况与阶级来源现在只能进行片面的推断。北魏的流内、流外官之分实际就是官与吏之分。     

章太炎、刘师培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学术发展需要与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推动章太炎、刘师培从事清学史研究。相同历史、学术背景,使他们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颇多共识,显示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革新转化。刘氏亦提出有别于章氏的一些创获,其中以地域研究法与内在理路研究视角最具代表性。     

晚清幕府的特点及历史影响--试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为例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尤以曾国藩、李鸿章晚清幕府盛况空前,最具代表性,且较传统幕府相比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曾、李幕府之所以盛况空前,除了当时客观环境条件使然外,还在于曾、李独特的人格魅力、人才理论与实践起主导作用,更在于幕府主宾强烈的变局意识和事功心理。曾、李幕府的崛起极大的影响着晚清社会。     

从诗学观和意识形态看严复的《天演论》

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诗学观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译本的选择,对语言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取舍的影响,对严复的不忠实然而影响巨大的译作《天演论》以及他的翻译理论进行客观合理的解释。     

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运用跨语际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严译八大名著之一的《群学肄言》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严复译《群学肄言》译文中包含大量严氏自己的思想,译者不仅传达了斯宾塞原作中所固有的西方思想,同时通过有意识地选用特定的语汇,将中国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反映出严复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希望从源头上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真诚愿望。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熹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基础。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