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批本《西厢记》新探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戏曲评点的鼎盛期,涌现了一批戏曲评点大师,如王骥德、凌濛初、孟称舜、金圣叹、毛纶、毛奇龄,等等。毛奇龄以清初大儒的身份批点《西厢记》,使毛批本《西厢记》成为继王骥德、凌濛初以来《西厢记》"解证式评点"的集大成者,他的批点既有经学考古式的严谨,又展示了偏嗜曲体曲韵之学的风格特色。而毛奇龄在解证中时有会意,又赋予毛批本《西厢记》"鉴赏型"评点的些许特色,进一步推动了《西厢记》评点批评走向深入。     

周昂的《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及其曲论

周昂的《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是以金批本《西厢记》为底本的批评本，没有受到金批本的局限，以自己对《西厢记》的理解与认识，对王实甫的《西厢记》原作和金批本作了再批评，结合剧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在内容、语言、结构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吴梅与《西厢记》

在五四前后,对中国古典戏曲遗产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很不容易,吴梅是第一位学术权威。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西厢记》文学语言的优美,框架结构的煞费匠心,同时从曲律(音乐)方面发现《西厢记》也是完美的。可谓有胆有识。他尖锐地批评了金圣叹对《西厢记》的窜改,也是令人信服的。吴梅的评论实际上论证了《西厢记》“天下夺魁”的地位与“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对20世纪的《西厢记》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

李卓吾批点过《西厢记》 ,但现存的李批《西厢》都是伪本。容与堂本乃叶昼所伪托。但叶昼的批点富有文学批评价值 ,特别是他的人物论在整个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比较突出。叶昼的批点在明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金圣叹出 ,他的批评才相形失色     

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之真伪及其他

晚明戏曲小说评点之风盛行,在明刊《西厢记》中,有三种署名汤显祖批评,它们是师俭堂刊刻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署汤若士、李卓吾、徐文长合评）、《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通过对这些＂汤评＂的真伪、思想等问题详加考析,可以发现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与李贽、徐渭、陈继儒等名人评点一样,其真实性虽不高,但它们在《西厢记》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则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红楼梦》对《西厢记》的接受与评价

《红楼梦》深得《西厢记》的思想精蕴,它继承了《西厢记》重情感反礼教的精神主旨,对薛宝钗批判《西厢记》的道学思想进行了反批判,对《西厢记》的语句、情节多有化用,在艺术上也有所借鉴。《红楼梦》虽对才子佳人创作模式提出了批评,但是对《西厢记》剧作本身则是肯定和赞赏的。     

简评金圣叹删改《西厢》曲辞的倾向

清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批本《西厢记》流行甚广,这部被他称为“第六才子书”的戏剧名著,历来为研究者们所重视。笔者近读此书,以为金圣叹批改《西厢》,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戏剧理论,可分为剧学系统、叙事理论系统和曲学系统。金批本《西厢记》注重的是曲辞的文学欣赏性,也就是说,它属于曲学系统。对于曲辞的删改,金圣叹主要是从阅读欣赏的角度出     

《西厢记怡情新曲》研究——一部用“西调小曲”创作的孤本戏曲文献

藏于我国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的《西厢记怡情新曲》(精钞本),是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之《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改编本,成书于雍正十一年八月西域军营一个匿名文人之手,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十五日被收入京城书坊"二径堂",1922年前后流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随所迁到我国台湾省。《西厢记怡情新曲》是以广义俗曲类"西调儿"为主而创作的戏曲孤本,狭义[西调儿]为"主曲"的套曲数量最多,[正调小曲]类之单曲出现频率最高;是用来"放眉畅怀"的案头赏玩之本,而非剧坛演出底本。它为后人保存了清初许多俗曲的具体文辞格律样式与曲牌联套歌唱形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     

《西厢记》笔法通《左传》——金圣叹《西厢记》评点学发微

金圣叹关注文学技巧,称美“法莫备于《左传》”,且谓“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本文交相论证阐发:其一,《西厢记》之移堂就树法、月度回廊法,即《左传》经前起传、后经以终义、预叙逆摄诸法.其二,《西厢记》有狮子滚球法,金批《水浒传》有欲合故纵法;在《左传》叙事艺术,则有若离若合、若擒若纵之法.其三,金批《西厢记》,侧重欣赏烘云托月法、避实取虚法.《左传》叙事之颠倒主宾、轻重、详略,固早为此法开山;尤妙在无字句处,横接、旁溢、反射诸法,皆可作为文法之津梁、叙事文学之典范.     

《金批西厢》中的“诗”“歌”话语与晚明文学生态

金圣叹在批点《西厢记》时所引述的评论话语非常丰富,韵文方面择要而言有《诗经》、唐诗、民歌时调等,分别反映了其对《西厢记》的思想、语言、文学价值等的意义揭示。以上评点话语的选择与运用,虽与金圣叹的个性、学养有关,但更是晚明文学生态的某种映射：妙解儒家经典以反对理学束缚、唐诗以诗集以外的形式传播、以民歌小曲为绝假存真的利器等文化现象,在晚明社会中皆不罕见。从《金批西厢》评点话语中,可以寻绎出联系的文学生态系统对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

明代《西厢记》评点本达 2 0多种 ,它们有三个系统 :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系统。二是“徐文长先生批评”系统 ,除了《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西厢记》有新的批语外 ,其余五种“徐评”本内容相近。三是“糅合—考订”系统 ,以汤若士、沈伯英合评本和凌蒙初本最有代表性。     

“文”的视阈：金圣叹戏曲美学的诗性建构

“文”是金圣叹观照《西厢记》的主要视角,他认为,《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古今至文,就在于其在叙事中展现出来的含蓄蕴藉、空灵澹荡的审美意蕴,而这种审美特性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息息相关,体现了金氏对戏曲美学的诗性建构,具有唯美倾向。主要表现在《西厢记》的主观抒情特征、创作主体的诗意体验及叙事中的诗意表达等几个方面。这种戏曲美学观念与李渔的戏曲美学观念旨趣迥异,二者相映生辉,成为清初戏曲美学史上的双璧。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阐释价值论析

本文主要以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为研究依据 ,通过分析探讨金圣叹的三类阐释性评点———字句阐释、内涵阐释及结构阐释 ,总结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在创建古典小说阐释方法和小说批评理论以及理解、评价和传播中国小说等方面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     

从李评《西厢记》看明末古典喜剧审美趣向

作为北曲的压卷之作,《西厢记》是蕴含着深厚的古典喜剧内涵的;而作为明末社会《西厢记》评点系统的中心,署名李贽的《西厢记》评点则蕴含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古典喜剧审美趣向。这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西厢记》评点主要表现出以情为本、以趣为尚及以自然为至境的审美取向。     

金圣叹所批《水浒传》与《西厢记》比较

金圣叹所批《水浒传》与《西厢记》是其批点的两部代表作。从总体宗旨上说，《金批水浒》侧重于通过“立言”来表达“立德”、“立功”的社会追求和社会政治伦理关怀，《金批西厢》则侧重于个人性情追求和人生关怀。在批评风格上，前者显得慷慨激越、高古悲壮，后者显得超妙深婉、绵密禾农丽。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除了受批评对象本身的制约外，一方面与金圣叹所处的“天崩地解”的时代社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特殊的人生遭际和文化性格有关。在这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个人追求和普遍命运。     

明刊《西厢记》的主要佚本简介

现存元杂剧《西厢记》的最早文本出现在明代。有明一代,曾出现60多种《西厢记》版本,至今尚存40余种。本文主要介绍明代《西厢记》的佚本情况、部分目前暂不知下落的刊本,以及学界对其是否曾经存在仍有争议的版本。     

《西厢记》评点“斩足”的观照意义及戏剧理论价值

"斩足"是晚明清初渐次发生在《西厢记》评点领域的一种文学现象,指砍掉第五本情节,收局于第四本第四折张生惊梦草桥店。在《西厢记》世俗唱演式微的情形下,文人圈内关于《西厢记》题材情事的强大解读传统逐渐显现其力量,"斩足"因而在评点这种极具文人质素的批评样式中发生。秉承唐宋以来前贤的解读思路,从徐渭到潘廷章等一系列评点家借明清之际的哲思盛风,通过"斩足"积极展现其对农耕文化下国人命运的深刻观照。这恰恰推动了古典戏曲文体独立性与民族性的建构。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

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处于继王骥德和凌濛初以来《西厢记》学术性评点的顶端,其叙事论实可与金圣叹的叙事论双峰并立于清代戏曲评点史上。毛氏评点虽亦兴之所至,率性而发,但通读全篇则不难发现其系统性、理论性。如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无一不体现毛氏的独到见解。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毛氏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     

调腔《西厢记》考论

调腔是流行于浙东一带的高腔剧种,新昌县档案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调腔抄本有《西厢记》六折,除《佳期》一折为昆腔戏外,其余均出自元杂剧,反映的是明代中后期南戏声腔的杂剧演出样式。调腔《西厢记》存在明刊本所常见的曲文分唱现象,并在剧本上受到《南西厢记》影响,且曲文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调腔《西厢记》演出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金圣叹研究的又一成果——读张国光校注的《金圣叹批本<西厢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版的张国光先生校注的《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和该社重版的王秀思先生校注的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都摆在我的案头。封面一是淡绿,一是淡红,象一对孪生的姊妹。但前者解放以来已在理论上被打入另册,在读者心目中早已宣告“失踪”,而现在却能以与王西厢同等的地位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