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论《诗》《骚》审美追求的差异性

<诗经>与屈骚在审美追求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艺术真实的呈现、诗歌形式的创造与抒情意象的营构三个层面对二者加以比较与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屈原在美学理念上对文学本质、艺术表现力与抒情意象建构等问题的把握更具有强烈的自觉性,这也正是屈骚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时空引起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人们普遍共鸣与激赏的魅力所在.     

论屈原创作的“异采”美

屈原作品在美学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典型形象的“异采”美。我们读屈原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上的创造美。屈骚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我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屈骚、巫神与宗教迷狂

屈原是上古巫文化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带有深重的巫文化印迹。但从汉代来以文入学者多按儒家传统注解屈骚,在研究方法上多囿于考释。时至今日,在一般人心目中,屈原是一个竭忠事君的伟大爱国者,一个没有男女情欲的庄严偶像。屈骚中的“巫迹”被曲意淡化,甚至完全抹杀了。本文拟从巫文化角度重新对屈骚加以评价和解释,尽力恢复屈原和《离骚》的本来面目。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屈骚精神亘古常新

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与主旋律,也正是"屈骚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一、美政理想;二、特立独行;三、爱国情怀;四、历史影响.总之,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寻根小说的美学追求

本文从寻根作家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来考察其艺术思维过程和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寻根作家大都是基于艺术视野的开拓、审美意识的更新进而提倡文化寻根的。在他们的小说中，弥漫着神秘文化的艺术氛围，承接着屈骚的浪漫精神和幽独情怀，而庄子自由独立的艺术人格、超脱世俗功利的审美的人生态度、“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更是开启他们艺术灵感的钥匙。这些美学特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意识在当代的复苏。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屈骚意象论

《诗经》与屈骚是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它们以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奠定了我国诗学的基础.其中,诗歌意象的建树,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拟对屈骚意象的内涵作一初步的分析.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