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极低生育率

随着生育率转变的全球化,越来越多国家的生育率达到低水平.生育率不仅降到更替水平,而且越来越低于更替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对低生育水平的进一步分类:当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称作低生育率(low lity);当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5以下时,称作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而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时,称作最低或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2006年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一、中国的生育水平 （一）生育水平的估算翟振武、陈卫（2007）以独立于“人口系统”之外的教育统计数据,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推算出中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1．8。张青（2006）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     

中国90年代生育趋势分析

９０年代初期中国的生育率确实达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这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坚持不懈地实行计划生育２０多年的结果。由于９０年代初期较多的妇女推迟了婚、育，９０年代中、后期的生育水平将有些回升；只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并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水平，生育率还会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低生育水平的基础还很不稳固，且在婚、育“空档”之后潜伏着“堆积”的危险，因此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北京人口发展前景 1995—2060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它早在全国强化计划生育初期(当时的生育政策,先是“两个正好”,随之推行“晚、稀、少”),全市生育率已迅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70年代,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9,比60年代平均水平下降了51%.进入80年代,又率先在市区里普及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往后,在坚持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约束下,出现了全市生育率、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低水平上波动的好形势.这不仅为首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并且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发展起到示范影响.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发展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小于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的1.8左右已接近政策生育率1.6;到1998年前后,这一转变基本完成了定势,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1%以下.而这期间,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尚未达到小康标准,即人均800美元.     

吉林省未来人口生育意愿定性调查分析

我国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是７０年代末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到８０年代初期，吉林省农村生育水平已经降低至更替水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１９８１年吉林省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为２．１１，此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１９８９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吉林省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２．１３。二十年左右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广大群众自觉地把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相联系，无论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还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多少、生育时间的早晚、性别偏好等方面都基本符…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

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本文利用中国一直独立存在的严密而周全的教育统计数据,来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估计我国1990年代的生育水平。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重构2000年普查0~9岁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并将2000年0~9岁人口转换为1991~2000年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而估算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     

责任制下农村人口失控的对策研究

一、农村人口失控的表现形式七十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由于计划生育的积极推行而激剧下降,出生率由1969年的34.11‰下降到1980年的18.82‰,总和生育率也由1969年的5.72降低到1980年的2.31,接近更替水平。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和生育率在达到2.50的水平之后其下降速度将会更为迅速。然而,我国实行责任制后的八十年     

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完善是我国农村生育率下降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苏南农村人口转变的启示

众所周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接近或达到更替水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这方面,城市走在农村的前面,不少城市生育率已达到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村生育率虽高于城市,但从70年代起已开始明显下降。我国农村生育率为什么能下降,能否持续稳定下降?农村生育率下降是靠政策威力,强迫命令,“超经济控制”,还是“计划生育超前”,众说纷     

论家族文化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

国外生育率转变理论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经济的现代化是生育率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生育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有的学者把“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作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性条件。我认为,这些以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理论,很难诠释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尤其不能解释我国农村生育率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后遇到的硬性约束,即在男性偏好支配下的超生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族文化对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转变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中国省级200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评估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 5 38 65万多 0岁人口进行地区 (省、直辖市、自治区 )分配 ,将漏报出生回填后 ,估计得出各地区 2 0 0 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估计结果显示通过漏报回填可以基本展现各地区妇女真实生育水平 ;各地区生育水平差异较大 ,还有1 3个省区超过更替水平。     

从生育水平估计到未来人口预测

在对不同调查普查数据分析基础上,估计了1980-200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1980-1990年生育水平保持在较高水平上、1991年生育水平低于或接近更替水平,然后保持下降趋势。通过调整“五普”年龄结构、假设未来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设计了三种人口预测情景方案,采用年龄递进模型,对未来50年中国大陆人口发展进行了预测,分析了未来人口总数、老年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及生育旺盛期妇女数变化趋势,讨论了未来中国大陆人口可能达到的峰值人口数及实现零增长的时间。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浅谈人口预测中生育率参数的一种处理方法

<正> 人口预测,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指导计划生育工作和加快“四化”建设步伐是十分有利的。人口预测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总和生育率是用横向法来观察某地区某一年(或某一时期)内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总水平的,它等于该时期内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因而它不是反映某地某一个妇女或某一批妇女的平均实际生育数,也不是反映该时期内所有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     

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新世纪人口态势模拟

本文首先讨论了低生育率的内涵,从稳定人口理论出发探讨了稳定低生育率的必要性。低生育率以更替水平为上限,政策生育水平为下限。对低生育率变化范围内,未来百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根据结果探讨了２１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