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澄明与人类的解放--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之比较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进行重新理解的基础上 ,都实现了存在论的革命 ,他们不再去追求脱离了人的“超验本体” ,而是关注基于人的生存的存在。海德格尔追寻人的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关注人的存在的样态。海德格尔运用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方法 ,认为此在作为“常人”沉沦于世 ,存在被遮蔽了 ,他要寻求一种存在的“澄明之境”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批判地继承了辩证法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的生存状况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样态 ,必须对这种生存样态进行扬弃 ,达到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存样态 ,即共产主义。     

无世界的先验自我——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我概念的现象学批判

以海德格尔解释学的现象学视野来看,康德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轨道上运思的,他对于主体性的阐释缺乏适当的存在论之领悟境域,因而他对主体的存在方式没有进行彻底地追问,由此错失了世界现象。海德格尔借助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从时间这一领悟境域重新思考了此在的生存建制,把康德对主体性的追问推进到了存在论的维度。     

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之探析——兼评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哲学自创立以来,不断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读与批评,致使马克思哲学以其非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不得不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正确解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以马克思生产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对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的分析,展示马克思生产概念所开启的存在论境域,揭示当今之生产的根源。     

海德格尔“时间性”视野下的“存在”问题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将"存在"言说为永恒的在场,它本身排斥生灭变化的现象,"存在"与"时间"现象无关。海德格尔敏锐地觉察到,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背后有着未经言明的时间观念,正如他的《存在与时间》所标识的那样,若想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必须重新审视"存在"与"时间"的意义。着眼于"存在"与"时间"的关系,剖析传统形而上学因二者的晦暗关系而造成的困境,可以展示海德格尔探讨存在问题的新视角即"时间性"。     

存在的追问及其困境——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核心问题探析

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核心问题。对存在的追问、把艰深晦暗的存在问题梳理清楚,是海德格尔耗尽毕生心血的哲学追求。海德格尔对存在异乎寻常的深入追问,为我们理解和领悟用传统的逻辑方法根本无法定义的存在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启示。然而,存在问题的艰深性和难以定义性使海德格尔在界说和表达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后期转换思路的努力与尝试意图提供一条摆脱困境通达存在的新路径。     

存在的死亡与死亡的存在——论海德格尔的死亡之思

海德格尔的死亡是贯穿他整个生存论哲学最基本的观念 ,对海德格尔死亡本体论的讨论 ,揭示了死亡的生存论意义 ,不仅为正确理解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野提供一个先行的条件 ,而且也为伦理学中有关死亡的争论提供一个思想源流。     

对康德先验自我的解构:海德格尔、皮尔士与马克思

与流俗的康德解释不同 ,海德格尔认定康德的“先验自我”终究仍是实体自我 ,或“现成存在者” ,他将时间引入康德的自我 ,以对康德哲学作基础存在论思路的反抗 ,把关乎“科学知识”的范畴体系读解成关乎“存在知识”的概念系统。而皮尔士对康德先验自我的指号学改造 ,仍墨守康德哲学的柏拉图式的、关于合乎科学的认识 (知识 )理念 ,但他的“探究者的无限共同体”观念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视野一样 ,有效地解构了“先验自我”概念。而马克思的实践劳动的解构则更具有优先性     

大地的尺规——论海德格尔的“不性”概念及其对原始伦理学的奠基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建立在良知和罪责存在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此在的不性之上。正因为此在的存在相对存在而言具有有限性,所以才具有不性,其存在才是罪责存在。不性是关乎此在本身的一种存在性质,也是展示存在的真理的一种维度,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原始伦理学。如果问大地之上何以建立尺规,那么,只有首先界定了大地之上的存在者的本真存在,才能在此之上建立一种尺规,这种尺规本身就是对存在的真理的展示,它体现在不性概念之中。     

向死而在——试论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层面上对死亡的思考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基础存在论”为出发点,探讨了死亡问题。“此在”(Dasein)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者,这就决定了无论它怎样选择、筹划自己的生存活动,从中得以彰显的“存在”(Sein)意义也将是有限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永恒、普遍的存在者,这恰恰为海德格尔所极力反对,而他正是通过对此在于“畏”中如何面对死亡这一问题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来追问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存在本身,进而把握此在本真的生存意义。     

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本体论澄明——在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中追问

虽跨越世纪,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仍在历史本质性的那一度里交谈着。在技术与资本、强制与扬弃、天道与自我的种种人类存在方式的争论中,现代社会的历史本体论逐渐明晰——正是资本的内在否定,在本体论意义上为现代社会注入历史性根基,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种充满自反性冲动和张力的现实存在。马克思的资本内在否定性既是对当下社会存在的本质澄明,又是对人类自由进程的辩证揭示。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坐标中,完成了的虚无主义将作为对资本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为人类的更高历史阶段开辟道路。     

莱布尼茨与马克思的中国观之比较

在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相隔一个半世纪的莱布尼茨与马克思都热切地关注过中国,由于中国和欧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致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有巨大差别：身处启蒙早期的莱布尼茨几乎把中国当成审美对象,拥有积极和肯定的中国观,指认文化中国的存在及其在哲学与政治、道德实践上可学习和效法的成就;时逢两次鸦片战争的马克思,在总体性思维下看到的则是封闭保守、积贫积弱、生产方式落后并被殖民者蹂躏的天朝帝国———既是道义上值得同情的对象,按照历史逻辑又是必然被瓦解并借助革命运动终将迎来曙光的国度,因而他克服了启蒙后期否定的中国观而走向辩证的中国观。然而,二者对中国的观照又有一致性：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秉持人类主义的普遍立场,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力图使中国世界化,构建各自进步主义的发展模式;都各为所用地把希望目光投向中国,探寻摆脱生存危机的文明之路,以期开显或拯救现代性。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对话：宗教文化不平衡与平衡共生辩证发展——以羌族释比文化与道教、基督教对话为案例

羌族释比文化的基础是万物有灵与自然崇拜,它与发展成熟的汉族宗教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发生着横向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在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羌族释比文化亲和汉文化,对话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对话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机制,在不平衡的对话中守护与建构、体认与再生。形成了与他者宗教文化的辩证平衡发展。这是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重建、发展的特征。对于全球化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发展与共享,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共生、共享发展的案例。     

试析"诚信"与"信用"的联系与区别--再论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目前学术界不少论者将"诚信"与"信用"混用,实际上这是两个在内涵、历史形成、表现形式、建立和维护机制、惩罚机制上都有着严格区别的概念.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它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并体现为规章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而诚信则是道德范畴,体现的是人的道德品质,是经济信用的道德基础和前提,但它不具有外在的制度约束力.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思维方式对英汉长句及句群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思维活动的最直接体现,语言的结构特点是与思维方式的特点相一致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表达其思维的语子的结构和行文顺序也有很大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按照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转换句子结构。本文从英汉思维方式的角度探讨翻译长句及句群时的四种句型转换方法。     

法家取向如何进入汉末士人视野——以崔寔为个案

东汉时以儒学经术出身的士人，在取向上与法家的“文法吏”角色是处于对立状态的，而且这种对立很容易会造成他们认知上的紧张。但是，在崔寔身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对立所导致的认知紧张。崔寔个人对现实政治的理性认知及他出任郡守的切实的政治经验化解了这种一般意义上儒法的紧张冲突。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生产实践蕴含了人类历史展开的全部胚芽与秘密——兼与赵汀阳先生商榷

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性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立的奠基性范畴。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生产实践为纽带,把整个自然界、社会以及人自身都理解为实践的产物。生产劳动实践创造了人本身,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生产实践制约着人类的所有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关系产生的根源。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源自人类的生产实践。人的本质即人性是在生产实践中生成的,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物质力量是生产实践。马克思把一部人类历史还原为生产劳动发展史,通过生产实践最终破译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否定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赵汀阳先生轻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