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经济法分析——兼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路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存在诸多法律隐忧,主要表现为多重的风险类别与模糊的责任边界。完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监管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是匡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在形式法治上修订《预算法》和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在实质法治上则需将"实质合理性"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的内核。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央和地方博弈规则的完善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然而,转移支付只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财力、财权的明确划分,转移支付难以实现既定目标.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诸多问题的形成机理,探讨中央和地方博弈规则的完善,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与划分适度——兼论地方财政适度单立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平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而权责清晰的财政关系是在中国国情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首要和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主要在于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适应关系,关键在于具有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由此达成或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平衡和协调发展,这也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核心内容。而划分适当、有度调适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是因应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这一收入与支出范畴和权责内容的基本建构相态,为此,地方财政可以适度单立,如可先完善地方税收权,而在这一现实过程中完成中央与地方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平衡相适应的基本财政任务,其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进而理论上也是在主动判断建立一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适合的基础,还需要对财政权责关系适度配置予以考证及分析。     

破解我国地方债务问题的法治思考

目前我国有数量庞大的显性地方债务和难以估算的隐性地方债务,资不抵债已经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针对地方债务问题采取了多种法治模式,其中债务法治体系化、债务接管法治化、统一基金保底与借款法定化和债务指标法定化模式对于我国破解地方债务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在《宪法》中对控制地方债务进行顶层布控,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权法律制度;出台地方债务法,强化地方预算监督;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明确地方债务的主体、发起权限、运行程序、法律责任等。     

垂直管理体制的困境与改革——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视角

我国的垂直管理体制形成于90年代,是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促使全国市场经济体系统一而推行的改革举措。然而现在垂直管理体制却出现了许多问题,譬如导致地方政府权力残缺化、难以有效遏制垂直管理系统内部不断出现的贪腐要案等。在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改革垂直管理体制。通过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法治化,并构建有效的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政府与公立高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调适

当前政府与公立高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存在着失衡现象,出现行政权力不到位、对行政权力约束不足、高校自主权利的确立与保障弱化等问题。根据法治化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对政府与公立高校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适,实现权力授予与监督的科学化、法治化,是公立高校实现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化不断推进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中央对地方分权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强化,由此而引起的竞争问题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多层次、多维度的地方政府竞争中选择财政竞争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脉络进行梳理,试图找到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现实下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研究的发展方向。     

对现行《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之解读——基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中央统一领导的取向

目前国内理论界存在一种以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含义来界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倾向,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际社会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从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文本结构和条文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两部法律清晰地揭示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立宪(法)意图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保障中央统一领导,以及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其中前者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前提。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路径必须以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一前提为基础进行。     

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在博弈均衡与制度设计之间

以分税制为主体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是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但分税制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继承了某些"旧制度遗产".分析其历时结构,可以发现分税制其实是一种重叠嵌入,它对之前的财政包干制既有保留,又有创新.从博弈均衡的观点出发,分税制之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既抗衡又扈从的关系.本文从制度设计观点出发,用韦伯理想型分析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税关系,讨论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分税制的建议.     

西部环境保护: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分析

西部能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其中,中央与地方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博弈具有代表性。中央的全局与长远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博弃的结果必然对环境保护产生重大影响。中央与地方只有通过制度与法律方面对其关系进行调整,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自己才能实现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使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和谐发展,相互促进。     

论法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地方制度的逻辑起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步入了合理运行的轨道。社会政治关系开始以一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被规范着。中央与地方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必然转换成一种合理的法律秩序。     

论中央与地方争议的解决机制——以政协制度的协商与团结功能为中心

建立有效的中央地方争议解决机制,对于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至为关键.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争议,在增强中央权威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宪政难题.利用我国现有宪法制度资源,在政协制度中创设协商机制,建立中央地方争议协调委员会作为处理中央地方矛盾的专门机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央地方争议解决制度化方案的有益尝试,也是充分发挥政协的协商团结功能,实现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论地方政府良性财政竞争的法律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当其积极效应大于消极效应时,即为良性竞争。为实现地方政府良性财政竞争,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包括: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间合作法律制度;建立对地方政府制度外财政竞争行为的监控法律制度。     

关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几点思考

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发行地方债券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发行地方债券还将有利于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利于缓和财政联邦主义下的地方财政困境。在当前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状况下,地方政府由于事权、财权不对等出现了财政困境,使地方有了挖掘财政潜能的动力,而中央对地方分权的深化又使地方政府有了攫取"制度模糊"租金的能力,在兼备动力与能力的状况下,由此"诸侯经济"更加加剧,并与宏观调控相冲撞。赋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能力将有助于改善此种状况,并且对于实践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困境及其化解

作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方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中央安排的重大改革试点工作,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与此同时,地方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如改革的共识尚未形成、"政府责任市场化"、将"治理问题体制化"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须重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行政标准与教育标准等关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育制度的综合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的法律防控

政府债券是今后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形式。其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同时,也使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更加顺畅,并因"金融加速器"效应危及系统性金融安全及反向放大财政风险。尽管其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在于中国未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体制。因此,必须从财政与金融两个维度,建立地方政府债券金融风险"防火墙"。治本之策是推进现代财政体制法治化,以"公共性"为导向确立政府事权范围,平衡央地事权与财权配置,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及支出责任。治标之策是切断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的传导机制,禁止地方政府干涉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强化央行独立性防止债券货币化引发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