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没有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其实,它虽然有着好些文学失误,但却又对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第一,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第二,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第三,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     

当代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

底层作家们描写底层人群的生存境遇,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艰辛,对底层民众内心的困惑、焦虑,精神上的漂泊,文化上的边际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悲悯情怀与"为民担当"的责任意识,并最终上升为对底层的终极人文关怀,但同时精英分子们自身亦需要进行自省与反思.从历史范畴与文学继承性来看,"找工文学"与"底层叙事"二者之间又有区别.     

直面社会的真实——论《大嫂谣》

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底层文学"也就随之兴盛起来。然而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其中透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罗伟章的《大嫂谣》便是如此。作者直面社会现实,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下底层民众艰苦生活的画卷,也揭露了造成底层苦难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社会的阴暗面。     

论“底层写作”之于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底层写作"是21世纪初崛起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它把关注的对象限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进城的农民工,通过描写他们进城前后以及在城市中的遭遇,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与指控,深刻地揭示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正在加大的无情现实,对底层民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底层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学品格,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残酷的真实,彰显出一种苦难美,对于我国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微物”的“神”性——论阿兰达蒂·罗伊视野中的贱民形象

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写作聚焦于"权力"二字,但权势重压之处也必有反对强权的力量萌发。这种力量在《微物之神》中表现为:即便是"微物"也有其"神"性。展现了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人格魅力发展自己,展示力量。强调了印度底层民众寻求发展、自由和平等地位的主动性和必然性,反映了作者对整个印度社会发展的期待。     

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

底层写作的潮流和当代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焦虑有关.于是,虽然以现实关怀、批判性的面目出现,底层写作只不过是支离破碎地呈现了下层生活的苦难片段,却无力、也无心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激情去批判性地呈现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所谓底层写作仍然在暗中借用＂纯文学＂的主题与模式,这决定了所谓底层写作的局限.     

从陈应松看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

针对新时期出现的底层文学潮流,探索其现实主义的特殊形态。得出结论:底层文学奉行高尔基的"赤裸裸的真实"观,在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和推进现实主义非经典化方面与新写实相通;在叙事立场上不同于新写实的"零度情感",而以强烈的人民性及批判性与"左翼文学"相连;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创化"形态区别于"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固守而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史上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由底层文学的几个关键词谈起

在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当下"一词所强调的是底层文学的"发生学"及作品的写作时间,从而使备受争议的底层文学的概念有了一个基本的限定;"苦难"一词几乎成为了底层文学的主要标志,它不仅关涉底层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也涉及底层文学的风格,即苦难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直面"一词则关系到底层文学的表述形式,即"怎么写",不少论者在使用该词时,特别强调"直面"同"现实"、"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只有"现实主义"才能够做到"直面"现实",但在"怎么写"的命题中,从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营养固然重要,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也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讲话》的前奏:五四到“左联”时期关于人民性理论的探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民性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所阐发的理论是建构"人民文学"的基本依据。五四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酝酿时期,周作人等先觉者从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学将"平民"作为叙述焦点的合理性,革命文学的论争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确立时期,理论家们普遍强调培养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强调作家的底层生活体验、表达底层民众的愿望诉求等,左联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时期,明确提出要创造"民众的"文学,其"发展"具体表现在对人民性理论三个维度——"生活体验中的人民性"、"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阅读接受中的人民性"的阐述上。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启蒙与彷徨:论赖和的文学创作与左翼思想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行者,开启了台湾文学的新时代。他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描写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是台湾"日据"时期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写照。赖和的左翼思想体现在呼吁弱小民族的觉醒、对殖民者的反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反思了隐藏在民族问题之下的阶级问题。赖和重视文学力量,提倡启蒙精神,是一位对台湾底层民众寄寓了深切同情的知识分子。     

从《漂泊的屋顶》看深化当代城市创作中的困惑--兼评作品中李大谟这一人物形象

作者老虎和有的评论者都强调长篇小说<漂泊的屋顶>最大的突破点在于直面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村户籍的生活与情感的真实状况.但从对作品中李大谟的细读分析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创作的文本之间有缝隙,这不仅让我们看到在塑造李大谟时作家既想表现自己,又要掩饰真实的自己的内心矛盾和局促,也使我们感到弱势群体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所面临的沉重与无奈.     

论张炜长篇小说《你在高原》的底层叙述

作者从底层视角切入长篇巨制小说《你在高原》,探讨了底层民众在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历史遭际以及社会现实层面的苦难与无告,以及作家在这种底层叙述中所凸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人文救赎情怀以及道德理想主义的"失落"。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蒙古族民间故事机智人物巴拉根仓形象分析

巴拉根仓作为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经典机智人物形象,由底层劳动人民群众塑造,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从人物性格特征上来看,巴拉根仓在智力方面是机智与蠢笨的统一体,具有诙谐幽默的气质,而品行上则表现出善与恶的反差。巴拉根仓的形象具有丰富性和真实性,贴近草原民众的生活。有关巴拉根仓这一形象的社会语境与文化涵义,首先,应认识到巴拉根仓身上折射出的底层民众对权力的反抗精神;其次,巴拉根仓所具有的幽默诙谐是源于蒙古族人民心理结构中的"喜剧意识";最后,巴拉根仓离经叛道的行为特征实质上是民众"狂欢情结"的展演,是民间对官方颠覆倾向的体现。     

论新潮小说真实性的建构策略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真实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新潮小说家反叛传统的真实观,注重想象与虚构在创造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实质上这是以"不写真实"去表现真实的真实观。其建构策略有排列组合法、嫁接转换法、粉饰伪装法和扭曲变形法。这四种创作技法从形而上层面揭示了文学真实在意识领域的存在形态。但由于其真实性过分理性化因而缺乏生命的光辉,新潮文本难以经典姿态长驻文坛。     

媒介空间中的“耗费”式抵抗——基于日常抵抗理论的茶馆文化研究(1912-1949)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茶馆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的文化研究"视角出发,围绕"日常抵抗"分析框架的四个维度"日常抵抗的剧目"、"行动者间关系"、"空间化"、"时间化"展开论述。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理论阐释,本文认为,民国茶馆中的"日常抵抗"表现为底层社会借由茶馆这一"媒介空间"反抗国家、精英双重压迫的诸种隐蔽的日常实践活动。而底层民众之所以乐于在茶馆中"耗费"时间,实际上是试图以此保存大众文化与民间生活秩序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