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鲁迅作品中日语借词的个案研究——以“主义”为例

从日语借词的角度出发,对鲁迅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义"一词,展开个案分析和研究。经调查,鲁迅著作中和"主义"相关的词语其单计词数共有153条。其中,既有为数众多的日语借词,也包含着鲁迅独创的大量新词。由于鲁迅作品的巨大影响力,鲁迅在把"主义"一词融入现代汉语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丰富并发展了现代汉语。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反思与质疑:关于“竹内鲁迅”的三个命题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     

作为“异见”的“存在主义”鲁迅——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及其独特性

山田敬三在搏斗中走进了鲁迅研究,并以不同于以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异见”提出了“存在主义”的鲁迅。但山田敬三的“存在主义”是基于鲁迅活在当下的“无意识存在主义”,并非哲学概念上的存在主义。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首先提出“存在主义”解读视角,拓展了日本鲁迅比较文学,是日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奠基者。因此,在日本鲁迅学史上具有新变的价值,同时对今天的鲁迅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回到鲁迅”的政治性——论1970年代末政治变动与“王富仁鲁迅”的产生

本文着重呈现1970年代末社会变动决定"王富仁鲁迅"产生的具体过程,分析1970年代末政治变动引发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普遍焦虑、"反经验主义"斗争、"反封建"的政治反思等如何决定着"回到鲁迅"的提出、方法和前提。论文由此揭示"回到鲁迅"不是单纯的学术方法,而是具有政治功能性的知识实践。它参与的不是"社/资"的替代性历史,而是自197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框架内"普遍/特殊"的反思性历史。"不断回到"的循环是该反思性历史的延续。     

鲁迅作品中的“教育诗”

力破旧教育弊端,以图新的现代教育建立的著述目的,不仅体现在鲁迅的译著中,还体现在他创作的诸多涉及到塾师、教师形象和教育的作品中。这些作品在对传统教育方式弊端的批判中,深蕴对新的现代教育方式、方法的呼吁;在对为师者品德和学术水平低下的针砭中,融入对身正学高教育家型的教师的期盼;在对旧教育观念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中,饱含对现代教育观、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鲁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教育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对教育之魂、教师人格及其学术追求,作出诗意的展现,他是内心充满现代教育理想之光的批判者。这些作品可谓是鲁迅作品中的"教育诗",对当代教育和文学创作都有很好的启发、借鉴作用。     

试论鲁迅早年的“三步走”思想体系

鲁迅在早年的文字中,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自成体系的“三步走”思考,那就是:(1)张启灵明;(2)矢志立人;(3)缔造人国。其中,张启灵明是立人的前提,缔造人国是立人的目的,而这两点又常为论者所忽视,这三者又是次序分明、环环相扣、不可僭越的,因为,超越了第一步直接立人,立出的人是畸形的;超越了前两步直接建立人国,其结果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理解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第一步的工作之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发国人之内曜和心声,正是重塑国民精神最为关键的一步。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美国的“鲁迅热”——英语世界学术界对鲁迅的再评价

本文探讨了美国学术界一项新动态：“鲁迅热”。从政治、文化、历史角度加以分析,并详细介绍了四本新英文专著：周杉(Eva Shan Chou)的《记忆,暴力,辫子：鲁迅解读中国》(Memory,Violence,Queues:Lu Xun Interprets China);格罗利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的《鲁迅的革命：写在暴力之中》(Lu Xun’s Revolution: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庄爱玲(Eileen J.Cheng)的《文学的遗体：死亡,创伤和鲁迅对哀悼的拒绝》(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以及柯德席(Nicholas A.Kaldis)著《中国散文诗：鲁迅的〈野草〉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Lu Xun’s Wild Grass(Yecao)]。美国学者在过去为鲁迅研究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但他们的专著相对中国、日本而言显得零星。现在华裔美、澳籍学者挺胸走出来了,而且这四项令人兴奋的著作之间没有多...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困境与“政治鲁迅”的突围——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一种新动向的考察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虽不乏创新成果,但重复性、细小化、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来,有几位年轻学者提出"政治鲁迅"的口号,试图改变鲁迅研究的困顿状态,但目前来看,他们有创新性成果,但还没有达到改变鲁迅研究范式的高度。尽管如此,这一口号给沉闷的鲁迅研究界带来了活力,其前景值得期待。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重释鲁迅的“不宽恕”

胡鲁之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意味深长的文化景观,而鲁迅的不宽恕与胡适的宽容常被同时提及、比较。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和文学家,鲁迅的不宽恕究竟传达了怎样的讯息?在他所留下的堪称丰富的精神遗产中,不宽恕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鲁迅的不宽容及其强调复仇、决不妥协的精神界战士形象,是当今文化语境下仍然值得人们探寻的问题。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