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文学史与传记对鲁迅形象的重构

1978年以来,随着政治语境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传记文学对鲁迅进行重新书写。总体而言,新时期的鲁迅形象建构有几大新变:其一,"政治鲁迅"逐渐向"凡人鲁迅"转化。其二,现代文学史中叙述鲁迅的部分与鲁迅传两者的关系得到解绑。前者开始专注于"鲁迅的文学"而非其政治意义,后者则开始多方位重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其三,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鲁迅与茅盾、郭沫若等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传记文学也开始出现鲁迅与其他名家的"合传"。1978年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既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语图符号学视野下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

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模式,主要包括反抗式、颓废式、温情式三种。具体来看,鲁迅作品主题和封面图像相互文,封面图像超出了外在的装饰功能,具有阐释文学主题的功能,并与鲁迅的精神世界相联系。鲁迅的图像观影响着鲁迅的图像叙述实践,作为文化图像的"山海经"和作为政治图像的"幻灯片"促成了鲁迅关于图像的两重认知。同时,鲁迅的图像情结和他的文学事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图像构成鲁迅文学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一是对于图像价值的充分信任和肯定,二是对于文学叙述的图像化尝试,鲁迅的文学创作通过图像艺术不断地外化和延宕。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

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进的政治理念: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纬度

先进的政治理念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政治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文学就不能回避对政治的表现。先进的政治理念得到艺术化表达,必然能够丰富和提升文学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当下文学写作不是"去政治化",而是政治神圣感的缺失。所以,先进的政治理念,理应在文学写作中得到理直气壮的表现。     

政治化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化--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理解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

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以民主政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分清政治化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化之关系。政治化的社会导致混乱,政治的社会化则意味着秩序与稳定。政治的社会化需要政治的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是政治的社会化过程,而非实现政治化的社会。     

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准确地说,"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鲁迅与左翼坚定地立足于文学的政治、阶级立场不同,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更倾向于认同政治、阶级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必与政治、阶级相关联。在必得选择文学的倾向和方向的年代,左联时期的鲁迅仍坚持把文学中的阶级等因素看作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因素,而不是政治、阶级立场问题。"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内在矛盾即在于其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不一致产生的内在冲突,鲁迅同样也面临着此种矛盾。他们的文艺观的理论窘境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对立、冲突,而是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政治与文学分开的历史现实使中国现代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思想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文学自由的理解。     

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鲁迅”:从新启蒙到世俗化

<正>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随着社会的重大转型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继续革命"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成为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鲁迅研究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历史作用。鲁迅研究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是"回归鲁迅"。回归鲁迅,是回归启蒙先驱的鲁迅,回归鲁迅作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去除外加于鲁迅的过多的政治内容。但新时     

被放大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兼谈伊格尔顿的“美学的矛盾”

伊格尔顿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视为唯一性,忽略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相区别的自身特征。但他提出的"美学的矛盾"问题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对一切都要政治化的某种程度的修正。究其原因,不是伊格尔顿特别看重了文学、美学的自律性,而是需要这个自律性来反抗现存社会。最终,伊格尔顿还是将自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的问题加以处理,从而与审美论相异而存。     

鲁迅文学观的发生与日本文学经验

鲁迅留日时期弃医从文,开始思索以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问题,倡导并坚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这一文学观是在多重合力所形成的语境中发生的,制约性因素颇为复杂,其中耳濡目染所体认到的日本文学经验则极为重要。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使鲁迅逐渐消解了内心深处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相信文学能传播科学以作用于现代人生;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鲁迅那里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规约着他对文学为人生之范围、程度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即不超越艺术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鲁迅反感"破理显实"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至于放逐了自然主义所置重的性爱描写,关注"人间苦",现实主义成为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同在的为人生的启蒙文学形式。     

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 :上一世纪 30到 4 0年代 ,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标志着革命文艺思潮从知识分子的思潮变为政治家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建设政治性文艺的理论。但鲁迅文艺思想继续产生影响 ,表现着它特有的生命力。革命文学内部因此发生了一场持久的论战。下篇论述冯雪峰文艺理论的内在矛盾 :作为中国现代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冯雪峰的理论深刻地、独特地反映着这场论战。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并因此认为文学应该把生活政治化 ,即在实际上主张一种政治化的现实主义 ,政治化的文学 ;但又认为在实践的政治面前 ,现实主义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 ,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正是这构成了它的内在矛盾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直面人生的个性化写作——论鲁迅对师陀创作的影响

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本文认为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 3 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 ,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 ,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和以什么方式 ,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不仅突现了 3 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 ,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论建国初期中国政治文学的典范化历程

从政治学视野考察政治文学的逻辑化演进,可以清楚的发现文学政治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政治化历史进程具有特殊的现代政治学意义.在当代主流意识面临消解与重构的时代,反思历史经验,厘清发展线索对如何改进当代文化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