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能够促进塑造新型的农民文化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乡村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激发与维系——以曹县淘宝村为例

“乡村不动”是乡村现代化面临的普遍难题。以曹县淘宝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分析电子商务激发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首先,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源于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但利益需求的实现要通过有效的行动。其次,电子商务的系统性嵌入提升了乡村的行动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方面,通过致富示范效应激发农民创业动机,凭借低门槛与低风险优势提升农民创业能力;二是乡村产业方面,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农民采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与抱团式的合作方式,减少内耗、凝聚合力。最后,乡村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需要培育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以不断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准、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或风险,进而维系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公民社会转型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意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种乡村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乡村市场体系或者私人领域。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当代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农民的公共性诉求,又要实现乡村的市场化。在当前世界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预示着乡村公民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合作组织涵盖了两种领域,因此成为乡村结构转型的典型性路径。     

新农合对乡村医生的影响与乡村医生激励机制构建研究——基于河北省2市3个县的调查分析

乡村医生是农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方,是推动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但现行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过多地强调医疗费用控制,导致乡村医生的激励机制缺位,未能真正发挥医疗保险＂守门人＂的作用。通过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分析,可以看出,当新农合和乡村医生合作时,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机制,能够相互制约,双方的利益都比不合作时提高了。因此,新农合可持续发展亟须在强调内部机制完善的同时,补建一套合理的对乡村医生的激励机制,形成医疗费用控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双重机制,从而搭建起为农民提供质优、价廉、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一线供给平台。鉴于目前乡村医生行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职责的载体——村卫生室已经绝大多数私营化,建议采取区别于对公立医院直接投入的方式,重点是加大对村卫生室的政策支持,采取短期和长期两步措施。通过扶持村卫生室的发展,构建乡村医生首诊和完善双向转诊制,合理扩大新农合药品目录,提高审核效率的方式,从短期机制上,提高乡村医生的积极性,解决农民家庭账户资金不合理沉淀的问题。待新农合制度成熟、农民的医疗需求完全释放时,逐步取消家庭账户,实行按人头支付费用的长期机制。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是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种反应。乡村社会个体化为农村宗教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一些农民通过皈依宗教在信徒之间重新建构一种互助、合作关系,宗教的团体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公共生活的消解和缺失。这些被新兴宗教所吸引的农民往往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群体,与之相反,那些不信教的农民往往可以借助市场化机制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上的互组、合作问题,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乡村社会个体化还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各种新兴宗教的竞争之中,基督教因为提供了更好的"信仰产品"而在宗教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成为当下农村宗教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乡村精英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

乡村精英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之一,对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主导特征,可以说乡村精英领导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精英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信息处理能力、市场经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协调能力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论农民金融发展权及其国家保障义务

农民金融发展权,从宪法维度考察,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属性。作为金融领域农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对此负有宏观和微观上的保障义务。宏观方面主要是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途径实现尊重、保障及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义务;微观方面主要是围绕农民金融发展权的权利体系——农民金融借贷权、农业保险权和农村合作金融权构建农村土地流转法、农业保险法和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微

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乡村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在弱化,利益冲突在加剧,乡村成为滋生矛盾的团地.本文阐述了当前乡村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如土地问题、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社会治安环境、婚姻家庭纠纷等等,指出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以及制度安排的错位或缺失引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对立,提出要从矛盾预防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处理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培育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生态先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其生产生活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的生态意识,以农民良好的生态意识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培育农民生态意识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开展农村生态实践活动,引导农村生产生活新方式;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农民生产生活行为;方能有效提高农民生态意识,以农民生态化的生产生活行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和启示——对江苏农户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步伐逐步加快的新形势下,尽快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提高我国农业市场竞争能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现阶段我国农民的合作需求、选择意愿和合作行为进行实地调查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民合作的内在机理、行为规律及其制约因素。     

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其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乡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加剧了留守儿童身上所表现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从重建乡村文化和加速城市化进程两个方面展开努力,通过建设乡村公共文化、发展集体主义理念、重建乡村认同、改革乡村学校教育、协调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

乡村建设应该关注村民自治所依托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东姜村“五老会”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代表了一种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的转换,即从单纯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虑乡村建设的方向,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推动乡村民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