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有晋一朝,从阮籍到陶潜,士人饮酒蔚为风气。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饮酒的实质亦有所改变。简言之,魏晋之交,士人饮酒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期,士人饮酒以求名;东晋中后期,士人饮酒以达生。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东晋南朝的浙江文坛

东晋以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北方的文坛也比南方活跃。那时地处江南沿海的浙江,虽也有过袁康、赵晔、褚陶、孙惠诸人的文学活动,但对整个文坛影响不大。西晋末年,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中原士族和劳动人民纷纷移居江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也随着他们的南迁带到了江南,与江南固有的经济、文化两相结合。自东晋在江南建立政权直至南朝覆亡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与北方相比,南方所受的战争破坏较少,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同时又有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于是南方的经济、文化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迅速的发     

略论南北朝学风的异同及其原因

南北朝时代 ,南北两地的学风不同 ,其原因可上溯到东汉中后期。我国古代学术文化 ,本以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南地区最为发达 ,这里士人对东汉后期腐败统治感受最深 ,由于这里是士人集中之地 ,交游论学之风极盛 ,推动了新学风的形成。西晋灭亡后 ,这里的士人逃往江南 ,和江南士人共同创造了南方的学术。至于黄河以北地区 ,由于战乱 ,人们长期聚居“坞壁”之中 ,学术上较滞后 ,但到后期 ,他们大力吸取南方成果 ,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东晋初年王导施政方针述论

东晋建立之初，统治阶级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势，对内需要稳定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对外需要抵御北方胡族政权发动的军事进攻。身为宰相的王导，认真总结西晋王朝因腐朽残暴和内争不止而速亡的深刻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国情、顺应民心的治国方针。本文将对王导在东晋初年的治国方针，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东晋王朝并不是腐朽的西晋王朝在江南的继续，它是一个振作的王朝、有作为的王朝     

都督制在东晋南朝荆扬之争中的作用

荆扬之争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晋南朝时期。关于荆扬之争的原因,史学界多数论著认为,是由二州的地理、军事、经济等条件决定的。我认为,这些条件固然重要,但是都督制这一因素不容忽视,上述诸种因素是在都督制之下发挥作用的。本文试就此作些论述和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1 荆州和扬州在西晋只是普通州镇,在东晋却骤然重要起来,成了国家两大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二州的强弱和安危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存亡。这是由东晋南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南北对峙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永嘉之乱,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刘曜、石勒等夺取洛阳、长安,西晋灭亡。避乱江左的北方土族,联合江南土族,拥立司马睿,建立丁东晋政权。此后,南北对峙,长江成为南方政权的天然防线。这样,就使地临长江,接壤中原的荆、扬二州的战略地位显得无比重要了。荆州,北连汉、沔,上接襄阳,直通洛阳。水路流通,便于漕运军资。历来的南北对峙,互相用兵时多取此道。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即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因此之故,荆州素称(?)外之寄。保住荆州,江     

陶渊明诗歌简论

西晋统一全国后,到太康年间虽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实际上却酝酿着更大的战乱。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实行黑暗的门阀和分封制度,结果引起了统治者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西北少数民族统治者乘机入侵中原,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在内国外患的激烈斗争中,西普因而灭亡、西晋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东晋更加恶性发展,形成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其编撰体例、叙事立场,均体现以晋朝为正统的观念。除认同正统外,常璩之"晋朝认同"的更深内涵是对两晋门阀统治的认同。基于门阀立场,常璩将西晋蜀中统治的崩溃看作是赵王伦篡位及寒人乱政的结果。其述李雄蜀中统治,曲笔以迎合东晋朝廷,并依东晋士风阐释李雄之"雅谈"。其所述成、汉易代,着力发扬蜀中士人的道义担当与教化责任。以上表明常璩是在两晋门阀整体立场上叙述成汉史,其对门阀的阶层认同要高于政治认同与地域认同。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论郭璞的忧患与超脱意识

西晋后期,诸王及诸胡的战争惨烈而频繁,终致两都毁弃,西晋灭亡。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引起东晋统治者强烈的兴亡之思。遗落世务、旷放闲逸成了东晋世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社会上也盛行清谈之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东晋诗人郭璞在他的诗文中尤其是在他的赠答诗和游仙诗中反复表达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超脱思想。     

论东晋何以成为佛家先秦的原因

佛教自东汉已传入我国,但真正对华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乃是在东晋.佛教所以会在东晋陡然兴盛.形成近似先秦的诸子争鸣局面,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门阀势力的空前高涨;第二,佛教学者对印传佛教的本土化改造;第三,僧人的士人化与名士化;第四,魏晋玄学在西晋的异化;第五,高门士流浓厚的理论兴趣.     

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东晋时代生成的玄言诗，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主要职志，并风靡笼罩诗坛数十年之久。厥类诗作之所以在此际大量出现，除了受曹魏、西晋以来士人清谈习尚之直接影响外，还同佛法自东晋开始深入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大背景有关。当时翻译过来的众多天竺说理佛渴，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创撰“理过其辞”篇章的兰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     

“日夕起居其间,能令魂梦馨香”——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

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居室环境的自然之美;第二,在居室的设计方面,追求一种和谐之美;第三,居室的氛围力求体现雅致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江南士人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即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江南士人习惯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这就使得原本平常普通的事物染上了一层艺术的色彩。     

两晋之交司马氏正统南移的过程

为了考证西晋末年政权剧变造成皇权传递的短暂混乱,揭示这一时期皇权正统南移的过程,运用实证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政权崩溃,继以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局势土崩瓦解;洛阳重臣纷纷于各地拥立司马氏近枝宗室建立临时政府——行台．均以正统自居;琅琊王虽于此前经营江南半壁已具称帝之势,但种种原因使他在正统性上存在棘手问题,致使其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晋元帝建鼎江南才真正完成帝业南移。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