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立人”教育观及其思想渊源

鲁迅的教育思想谱系中,"立人"是核心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大背景下,鲁迅以"人"的自身建构为主题,力图唤醒个人意识,解决长期在封建制度压制下的国民性格问题,是十分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立人"教育观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启蒙新潮和西方文化资源中的合理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鲁迅”:从新启蒙到世俗化

<正>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随着社会的重大转型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继续革命"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成为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鲁迅研究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历史作用。鲁迅研究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是"回归鲁迅"。回归鲁迅,是回归启蒙先驱的鲁迅,回归鲁迅作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去除外加于鲁迅的过多的政治内容。但新时     

"回到鲁迅"的方法论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回到起点"的启蒙诉求与"从鲁迅出发"的方法论意识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科学方法的自觉转换,尽管在建构替代性体系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困惑,它仍成功触及了更深层的知识分子认知与话语立场问题.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     

作为“异见”的“存在主义”鲁迅——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及其独特性

山田敬三在搏斗中走进了鲁迅研究,并以不同于以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异见”提出了“存在主义”的鲁迅。但山田敬三的“存在主义”是基于鲁迅活在当下的“无意识存在主义”,并非哲学概念上的存在主义。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首先提出“存在主义”解读视角,拓展了日本鲁迅比较文学,是日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奠基者。因此,在日本鲁迅学史上具有新变的价值,同时对今天的鲁迅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病态人格的现代拯救——阿Q人格分析与“立人”思想

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论述基点,运用马斯洛的人格理论分析阿Q的病态人格及其与理想人格范式——自我实现的人存在的差异,在理想人格范式构建的具体途径中着手中国国民的人格再造,以实现对新世纪“立人”思想的发展和民族人格自我再造。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鲁迅：在新的视角和目光之下——读《鲁迅的选择》

在近几年的鲁迅研究界,李新宇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我虽然并不研究鲁迅,却也常常关注鲁迅研究的情况,对于李先生的文章,几乎每见必读。所以,看到新出版的《鲁迅的选择》,感觉并不陌生。这本专著集中论述的是知识分子话语、人学思想和启蒙道路等问题。毫无疑问,这都是涉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李新宇先生的见解是富于启示性的,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通过对鲁迅的解读,事实上在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定位。他告诉人们,所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它是在对传统的反叛中确立的,是在对权威的反抗中确立的,同时又…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     

试论鲁迅早年的“三步走”思想体系

鲁迅在早年的文字中,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自成体系的“三步走”思考,那就是:(1)张启灵明;(2)矢志立人;(3)缔造人国。其中,张启灵明是立人的前提,缔造人国是立人的目的,而这两点又常为论者所忽视,这三者又是次序分明、环环相扣、不可僭越的,因为,超越了第一步直接立人,立出的人是畸形的;超越了前两步直接建立人国,其结果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理解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第一步的工作之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发国人之内曜和心声,正是重塑国民精神最为关键的一步。     

“无文时代细论文”——论郜元宝的文学本位批评观

郜元宝的鲁迅研究,紧扣"立心",指出鲁迅以"文学"为事业,以"语言"做载体,以"文章""化"人。受鲁迅感召,郜元宝形成了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观,并发展出特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式批评,即评论当代文学会自觉联想到鲁迅,时时回顾鲁迅之言,对照鲁迅之行,以这种"活用"的方式参与建设鲁迅传统,以鲁迅传统之月,照当代文学的千江之水。鲁迅的文学不仅是他的研究对象,更是他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尺。而他实现文学本位批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聚焦新文学语言,关注语言问题。郜元宝以"音本位""字本位"为切入点,详解当代作家语言构成,指出南方方言因更不易"言文一致",反而存在更多可能性。     

试论“五&#183;四”之前思想启蒙者缺失之根源

以"五·四"运动之前的历史时代为参照,从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追求、心态、人格、民众意识等方面深入分析,可知,传统社会思想启蒙者缺失的根源主要有七个方面:心态文化层的封闭、传统士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失、追求真理的理想变异、关注民众意识的理念缺失、古代"民本"思想的孱弱无力、启蒙"资源"的匮乏、社会经济和思想基础的缺失.当这些羁绊消减的时候,时代的思想启蒙者就会涌现出来.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70后"鲁迅研究学人群体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是目前学院派研究的主体,但同前几代鲁迅研究学人相比,学院派研究缺少一些研究的"温度",为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仅如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还要有意识地超越前人研究,其方法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现代"及其问题,从长历史的角度质疑和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下去重新审视鲁迅及其问题。     

反思与质疑:关于“竹内鲁迅”的三个命题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