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中"大人视野"的三个维度

中国文化虽然推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不同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人先生".就是能够超越"自我中心"、超越"地球中心"、超越"人类中心"等等的"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一个"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宇宙主义"视野,以打破各种"中心论"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大人视野"至少有三个维度:追求最高境界,是谓"最高";追求最大视野,是谓"最大";追求最大多样性,是谓"最多".<易经>奠定了中国哲学中"大人视野"的总体架构.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序

明万历年间,新安县立,越十五年,知县邱体乾初修<新安县志>.予数读明、清二朝所修<新安县志>诸序文,感无量矣."邑志.盖国史之遗.用以彰往鉴来也."此乃修志者之初衷.所谓"邑志".亦即本地县志也.明刊本<新安县志>已湮,唯于清刊<新安县志-艺文志>中可检得旧文一二耳.康熙戊辰,邑令靳文谟重修<新安县志>,<序>谓:"新安,弹丸小邑也.     

《诗经》"斯"字研究

<诗经>中"斯"有动词、代词、连词、语气词和词尾等多种词性及词义和语法功能."名+斯"、"谓+斯"、"彼+谓+斯"结构的"斯"相当于指示代词"者","数+斯+名"结构的"斯"相当于指示代词"其","螽斯羽"等"斯"功能同连词"之".因文字假借和语法演变,"斯"字被借作指示代词,指示代词进一步向连词、语气词和词尾发展.<诗经>中不同词性的"斯"分别和先秦汉语虚词"之"、"其"、"者"、"然"等异词同义.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猫鬼”非猫,“野道”非道——《汉语大词典》误释订正两则

"猫鬼"、"野道"见于<隋书>、<北齐书>等书,<汉语大词典>将其分别释为"古代行巫术者畜养的猫"、"犹邪道".根据<诸病源候论>的相关记载,论证了<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同时提示,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诸病源候论>这类古代医学文献有着丰富的语言研究价值.     

《金瓶梅》中的“把拦”和“把揽”

汉语史上,"把拦"谓把持、控制、占有;但"把揽"另有包揽义.<金瓶梅词话>表示笼络、占有,仅用"把拦";表示包揽则仅用"把揽"."把拦"的"拦"是通假字,故"把拦"并无阻拦义.<汉语大词典>和<金瓶梅词典>都将"把拦"释为阻拦,又将"把揽"释为把持包揽,均有不妥之处.     

明代全刻本《韩非子》流传考述

明代全刻本<韩非子>由于其篇幅之全值得研究者重视.但是,由于有些版本已经较难见到,所以现在的<韩非子>校注者往往都没有认真地利用它们去进行校勘,以致产生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如陈奇猷将"赵用贤本"与"管韩合刻本"视为两种版本,说"管韩合刻本""出于赵本".陈启天、陈奇猷将周孔教本与黄策本当作两种版本.同时,他们所附录的序跋题识,也存在着很多错误.如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与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的附录,将赵用贤<<韩非子)书序>之"余以为彼其尽绌圣贤之旨"误为"余以为彼其尽纳圣贤之旨",将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之"读之使人不胜乙"误为"读之使人不胜也"、"读之使人不能胜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们有必要将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本文详细考述明代<韩非子>之全刻本(赵用贤本、周孔教本、吴勉学本、凌瀛初本、沈景麟本、赵如源本、葛鼎本等),附录了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序文,以及卢文弨、顾广圻、王渭等校雠名家的题识,以供学者研究时参考.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予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九歌》文体新论

<九歌>文体性质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学者各执一端,讫无定论.根据祭祀仪式"仪式诗歌"在文体上多表现为"混合性艺术"的一般规律,对<楚辞·九歌>文体进行新的界定,认为<九歌>为"大文体",其中包孕"小文体".而且将<九歌>认定为"混合性艺术",对深入探讨楚辞体的发展形成过程、屈原<离骚><九章>等作与<九歌>在文体上的渊源关系等重大学术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横看成岭侧成峰:《红楼梦》悲剧精神阐释的视角与纬度——由舒芜、王蒙、刘再复的说梦司梦谈起

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舒芜、王蒙、刘再复三位学者作家研究红学的著作足以"照阐文心"、"启人心智"、"裨益读者".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共同受鲁迅与王国维的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

围绕其建立形成的礼仪规范和价值体系--"贡制",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脊骨.西南与南部的少数民族众多,在历史上多被冠以"蛮"、"夷"的概称,它们在很早时期就展开了与华夏皇权间的朝贡活动.唐朝国力强盛,诸夷宾服,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七十余番".故是出现"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四仪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兴盛场面.在当时的唐朝,经济、文化交流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杂缤纷,但是都被一"贡"字强势地掩盖住了.尽管唐朝时期的"封贡"在数量空间上有了惊人的膨胀与延伸,从地理与文化心理上来说,它仍然是华夏中心意识的巩固和延续.     

解放前东北朝鲜族国籍问题探究

解放前东北朝鲜族的国籍演变过程,是清政府、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对朝鲜族人民进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血泪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使东北朝鲜族人民同全国少数民族一样,获得中国国籍.     

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刍议

元代统一中国,促使各民族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元文宗时,建立了奎章阁,集历代书法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并集中了一批少数民族书法家,他们对我国的书法事业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元代书法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从诗歌创作看唐代和亲

唐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和亲事件。唐代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对汉代的昭君出塞进行了历史咏叹,同时也对当朝的公主和亲事件作了现实关注。唐人的诗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们对和亲政策或反对或赞同的态度,探其原因与诗人个人经历、朝廷政策以及唐边疆稳定与否密切相关。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唐代和亲诗浅议

唐代和亲诗或吟咏唐朝公主远嫁之事,或反映汉代昭君出塞之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人对和亲联姻的认识和理解。唐代诗人在关心现实和回顾历史中,努力探求国家安宁、民族和睦的有效途径,表达了他们希望国家早日解决民族纷争、实现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唐代和亲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土家族族谱与土家大姓土著渊源

渝黔土家族族谱追述先祖渊源,均肇祖中原尧舜五帝。但是,其中的部分显姓豪族自先秦秦汉以降世居长江三峡及酉、辰、巫、武、沅五溪山地,早期为南方盘瓠、巴■古姓,隋唐以后为“峒蛮”首酋,至近代汇合为土家族,其发展脉络明晰。土家族族谱所述先祖渊源实即冒籍中原华夏,乃西南少数民族汉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