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体用论"述真

"体用论"起自何人,宋以后有很大争议;现代学者都很重视王弼体用观在体用论发展史中的地位.而实际上,王弼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体用"范畴,他从来没有把"体用"放置在与"本末"、"母子"两对范畴相同的高度上,更不要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高过"本末"、"母子"的本体论范畴.王弼的"体"不是"无",而是"无"和"有"相结合的产物;"用"则分别与"无"和"有"有着复杂的关系.体用论发展至魏晋之后分成两条路径,而王弼的体用观正是这两条道路形成期的一个重要路标.     

“得意忘言”与“以注合经”——王弼文本诠释方法探析

“言意之辩”与“以注合经”是王弼诠释文本时所用的基本方法。在“言意之辩”中，王弼用“得意忘言”来调和“言尽意”与“言不尽意”间的冲突，并用“以注合经”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在“以注合经”中，王弼又发展出“崇本息末”、“守母存子”、“执一统众”等新的书写形式来解决文本上的冲突。借助“言意之辩”的方法和“以注合经”的文本书写形式，王弼在本体论层面上较为圆通地融合了儒道思想。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玄学本体论与《文心雕龙》

玄学为六朝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刘勰也屡屡论及玄学,并对其著作予以极高的评价:“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论之英也”。那么,《文心雕龙》是否受到玄学的影响呢?本文不揣浅陋,将从玄学本体论的角度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汉儒论宇宙自然主要谈构成,至王弼始用“得意忘言”这把“奥卡姆的剃刀”删芜削繁,建立起玄学极其精致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玄学本体论是玄学探讨世界万物本原或本体的理论,何晏、王弼诸人视“道”为宇宙本体,故尔亦称“道论”;王弼改造《老子》思想,以“无”规定“道”,“道者无之称也”,“无之为用,无爵而贵”,表现出浓厚的贵“无”倾向,故尔     

刘勰为何肯定“般若绝境”——兼论刘勰思想并非“以佛统儒”

《文心雕龙》对玄学本体论提出批评 ,肯定佛教“般若绝境” ,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刘勰思想是“以佛统儒”。其实刘勰所否定的是将“无”或“有”绝对化 ,并未全盘否定玄学本体论 ,王弼本体论则为《文心雕龙》所本。刘勰从本体论角度肯定“般若绝境” ,认为般若学与王弼本体论相同 ,立论允当 ,能“诣正理”。因此 ,“以佛统儒”说是误解其所据的结果 ,与刘勰思想实际不合。     

论王弼“得意忘象”方法论的革新

魏晋时期,言意之论是源于易学革新和玄学本体论的创立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而产生的。王弼综合了儒道二家中有重求义理倾向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革新,从而得出了得意忘象、尽扫象数的方法论。王弼所提出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实现了对汉代注释经典方法的革新与超越。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论曹魏玄学中儒学天道观的线索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来看,玄学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寄言出意 得意忘言——从言意关系透视艺术精神

言意关系问题的提出,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之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了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诠释学视野下的王弼易注研究

在玄学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王弼背离汉易象数易传统,自标新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文本观,并对易学诠释维度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革新,从而建立起了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更重要的是,王弼完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     

从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王弼哲学再认识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继先秦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代,无论哲学的对象,哲学的方法还是哲学体系的构建,它都不同于先秦诸子及两汉经学而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篇章.目前学术界公认首开玄学先河,真正奠定玄学发展基础的是王弼,不过对于王弼哲学的开创性何在,他的哲学的基本特征何在则有明显的分歧.我们认为王弼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本体论.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把握王弼哲学以及整个玄学的本质所在.     

“得意忘言”与魏晋六朝艺术观的建构

魏晋玄学以“本末有无之辩”为哲学主题,以“得意忘言”为哲学方法,塑造了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在这种玄风影响之下,形成了魏晋独特的绘画艺术理论,表现在艺术方法注重“得意忘言”,艺术创作强调“以形写神”,鉴赏批评崇尚“气韵生动”。     

从体用之辨看老、庄政治思想的差异性

就立学根本而言,老、庄皆宗道法自然,并进而皆主无为而治和反复之道,皆批判道德的"坠落"与观念、制度的异化。然而,由于在体用、本末关系上有着不同的侧重或取向,遂引发了二者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分歧:老子因重抱本、守虚,致使其无为有"不为"之嫌,其所谓天下之治也流于"小国寡民"式的虚无;庄子则尚致命、尽情,其政治思想既展现了体用一如、本末一贯的精神,也彰显了万物各尽其性、王者拢聚天下的"充实性"。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崇本举末——试论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探讨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时,尤其是在"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的关系问题上,学界一直有不一的看法。本文将就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核心来试做探讨。本文首先认为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以无为本",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崇本举末"是王弼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核心,最后认为,王弼哲学思想是儒道融合的产物,而具有以下特点:较儒更具思辨性,较道更具现实性。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王弼哲学对“有”的肯认——“有无”关系再探

关于王弼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和哲学史家将其概括为"贵无论"、"无的哲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王弼虽强调和突出了"无"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但并没有否定"有"的价值与作用。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立足于三个方面来分析:"崇本举末"(有无、本末关系)、"以无为用"(有无、体用关系)、"名教本于自然"(有无、名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