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述评

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电影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争呜期”和“反思建构期”两个重要阶段。“第四代”“第五代”以及“第六代”（“新生代”）导演的创作分别在不同时期体现了纪实关学对于中国电影的渗透与影响。综合这两个阶段纪实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四种研究视角和话语形态：电影基础关学范畴、电影现代思潮、中外影像传播理论、正面关注纪实美学的现象及理论等。这四种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理论体系,对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发展

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上,电影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电影文学样式.它既为现代电影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现代电影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创作样式.因此,现代电影小说的创作状况及其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理应受到关注与重视,并予以正确的评价.     

20世纪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

20世纪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的创作,在借鉴经典好莱坞电影音乐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起步,在如何融入民族性内核,以民族化的音乐元素激发共同体情感认同的思考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音乐发展之路。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在“摇篮时期”表现出对经典好莱坞电影音乐在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回应。进入“十七年”时期,民族性表达的创作手法以融入民族音乐元素为特点,并发展出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音画关系。到“新时期”,民族性表达展现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创新性,展示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三个时期共同揭示了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在审美取向、创作手法和音乐功能定位等艺术理念中,民族性观念的发展与实践成果。     

都市之镜的聚合与破碎——新时期城市电影的内涵拓展与审美嬗变

新时期的城市电影创作是围绕着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建构的 :从两种政治势力、新旧观念、体制到转型期两种文明冲突盖是如此。在第五代“新潮电影”的冲击下 ,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开始裂变和破碎。在 2 0世纪 90年代的“新都市电影”中 ,在对现实生活与人生百态的摹写中 ,中国城市电影开始展示出多元的现实“状态” ,这是其在整体上成熟的标志     

试论中国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困境与出路

首先概括与梳理中国电影产业近三十年的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电影产业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的得失,为论述近十年中小资金商业电影成败交代背景。其次,着重讲述近十年中国电影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生存状态,并指出中国电影产业化过程中具有的“二元特征”,即：“大片”的票房成功与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整体失败,进而阐释出中小资金商业电影在民族电影产业中的重要性。再次,重点论述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困境,即：生存环境之困、体制之困与主创人员之困。最后,试图借鉴国外电影产业成功的经验及民族化的创作特点去寻找中国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出路,并提出类型化创作、重视剧本创意和民族化创作等见解,希望对中国中小资金商业电影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试论中国儿童电影的困境与出路

儿童电影用影像传达儿童的精神生命世界,在电影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儿童电影走过80多年“光荣的荆棘路”,当下正受到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然而从整体上看,儿童电影依然是整个电影创作中较为薄弱的一环。本文通过对中国儿童电影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分析,探讨中国儿童电影的长效发展机制。我们需要在为儿童电影合理定位的基础上,努力探寻儿童电影的美学规律;需要寻找儿童电影产业化与公益性之间的平衡点;需要根据少年儿童受众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媒介策略调整。     

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基于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设想，它曾受到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中国动画学派”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则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推动了其建构进程。学界目前主要从三个层面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界定（核心）；理论体系建构（关键）；创作体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的建构（基础与保障）。未来，学界还需开拓新思路，在学术史视域下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畴。     

跨媒介与跨文化焦虑的发生：“元电影”视角下的《银汉双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时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创作理念以及电影文化的自反性思考提供了方向,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银汉双星》《银幕艳史》等具有自觉“元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做了铺垫。1931年的《银幕艳史》已被赋予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银汉双星》作为更早于《银幕艳史》的一部“元电影”,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其媒介特性、叙事结构、视听语言还是民族意识的探索都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从社会时代背景、早期电影工业语境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的元电影意识等方面来看,《银汉双星》具有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第一部“元电影”的可能性,这一个案亦具有管窥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和跨文化焦虑发生的价值。     

“新主流”视域下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工业美学探索——以《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为个案

近年的新主流电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的最重要的潮流或现象之一。其中《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作品。这两部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题材,以全景视野统一架构起战争叙事中的宏观历史与微观视角,将诗意化家国情怀与写实性战争展现进行多维度的联结。这两部影片标志着新主流电影经历“外向型”和“内向型”两个发展阶段后,迈上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台阶。作为“新主流”与“类型创作”融合发展的标志,其一方面实现了对以往主旋律战争题材的承继与创新,另一方面对于探寻当代民族影像的艺术创新、文化融合与工业美学探索等,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两种“现实”的竞现：网游时代的“银幕世界”——以电影《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为例

日益风靡的网络游戏促发了电影对其进行“再媒介化”的创作,由此诞生了一批“网游电影”,《头号玩家》和《失控玩家》即其中的两部代表性影片。与之前的电影对单一物理现实的呈现不同,这两部影片转向了对科技仿真现实与物理现实的共时思考和同时表现,其中内含着“网游电影”之“一个银幕、两种现实、三重世界”的结构关系,亦显示出“网游电影”与传统电影在叙事、主题、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及差异。此外,“网游电影”在吸收游戏元素的同时,又受到了电影艺术的规约和再编码。     

新生代西部影像——关于新生代西部题材电影创作的梳理

西部题材电影创作构成了新生代导演电影创作中一种重要的现象。西部题材电影创作既是新生代导演自我突破的一次“群体实践”,同时也是新生代导演视野不断走向开阔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创作历程见证了新生代导演一路成长的艰辛。     

记者、能者、行者与使者——赵婷电影研究

赵婷近年来在世界影坛载誉颇丰。她拍摄的电影《无依之地》获得普遍认可的首要原因在于其一直坚守电影记录社会现实和关爱少数族群的创作原则。其次,对电影语言的全能掌握是她能够完成自我表达与从中外青年导演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再者,赵婷系列电影创作生成出“在路上”意象是她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及造成漫威电影失败的深层原因。最后,赵婷跨文化电影创作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电影实现更好“走出去”具有启示作用。记者、能者、行者与使者既是赵婷电影的特色所在,也是她艺术的价值所在。     

论市场需求与中西电影美学的嬗变

好莱坞类型电影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戏剧电影美学,而在现代主义电影理论影响下的欧洲艺术电影创作中,故事性和戏剧性常常是被弱化或消解了的,这也导致其在市场上遭受冷遇、最终不得不向戏剧美学皈依的现状.好莱坞戏剧电影美学与中国历史悠久的戏剧理论通过市场的整合,产生了中国早期的电影美学——“影戏观”.中国新生代贫困人生电影既蜕变于传统的“影戏观”,但是在市场的压力下又有策略性的背离,可名之为“新纪实影戏观”.     

论中国电影对陕北民歌的两次演绎和传播现象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创作中,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集中的对于陕北民歌及其地域文化的演绎和传播现象,先后在银幕上出现了"红色陕北民歌"和"原生态陕北民歌"的代表作品及其全社会流行热潮;与此对应,陕北民歌及其地域文化又对中国电影的审美特征、文化指向具有反向渗透和影响作用.两者互动融合生发,最终塑造和建构了特定时代下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当代性、大众性,并在当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全球化视觉文化语境下,这种大众电影与民族艺术文化互动传播的现象与模式,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探讨和实践.     

香港警匪片的创作突破与类型创新

2003年CEPA的签订为香港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港产电影最重要类型之一的警匪片在新的制度和市场语境中也积极寻求突破与创新。2013年前后上映的几部警匪片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情节构思和类型融合上都做出了大胆尝试,赢得了评论界的肯定和票房回报,成为当前华语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折射出了新时代背景下香港警匪片的创作新动向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另类身份的言说:探究“新张艺谋现象”——对张艺谋超越电影导演身份的视觉文化解读

文章旨在通过对张艺谋艺术创作的全新观察和独特阐释,在深刻揭示张艺谋确立电影大师地位的同时,探讨他如何超越电影导演身份,从而树立其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大师的“新张艺谋现象”.文章主要从三个维度对张艺谋“另类身份”进行“言说与解读”:一是张艺谋的影像身份:电影界内创造的辉煌；二是张艺谋超越影像的视觉艺术大师身份——“跨界”的勇气、追求与成就；三是张艺谋“跨界”创作中“相同”与“相通”的关系.     

文化语境与新中国电影改编

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电影的改编是不可忽视的创作领域与独特现象,构成了新中国电影的壮丽景观。文学文本向影像文本的转换,不仅是两种不同文本在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明显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转型,一种受制于文化语境的欲望诉求。从新中国成立60年的道路来看,一般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语境,即政治化语境、人文化语境和消费娱乐化语境,它们对新中国电影改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新中国电影改编,也自然成为彰显中国文化语境变化的重要标尺。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