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中的量词“等”

量词“等”是名词“等”语法化的结果,最早见于唐五代,用例很少;到了宋代,量词“等”使用普遍而且用法多样;宋代以后,其用例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也缩小。我们从宋代重要白话资料《朱子语类》的实际语料出发,通过对量词“等”在该书中的运用情况及特点的描写,来观察其在宋代的使用特点,为汉语量词及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朱子语类辑略》中复音词的构词法

《朱子语类辑略》的作者是朱熹,朱熹是宋末人,宋末是从中古到近古的转变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变革时期。《朱子语类辑略》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它能够最敏感地反映出语言的变化,所以我们对《朱子语类辑略》中的复音词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汉语在上古时期是以单音词为主的,而在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了绝大多数,这中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而是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的     

《朱子语类》口语词释义

文章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朱子语类》中挑选了20个口语词汇加以考察,旨在为《汉语大词典》和诸种近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修订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意见.     

《朱子语类》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

通过全面统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所引魏晋南北朝至南宋的诗句,分别与通行的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和宋诗相比较,论证"意改"和"误改"是《朱子语类》引诗的两大特点,南宋理学和语录体文献的影响和制约是其成因。指出"意改"和"误改"是理学"主观性"和语录"客观性"的时代体现,也是征引者"意愿性"和"非意愿性"在《朱子语类》引诗中独具个性的诠释和解读。     

《朱子语类》“体”类词群的文化阐释

《朱子语类》是宋儒语录中的重要文本,汇集了众多独具语料特色的理学词汇,"体"类词群便是其一。论文以语义场理论为依据,分析《朱子语类》"体"类词群的词义所指,探求"体"类词群的文化旨归,进一步考察"体"类词群所呈现的经典阅读观,为今人经典阅读活动提供文化参照和方法借鉴。     

副词"逐旋"杂议

以<朱子语类>作为考查的对象,描述了副词"逐旋"的语义与用法,认为"逐旋"可以表示逐渐义、临时义、随时义,并将<朱子语类>中的"逐旋,,与"逐渐、逐步、旋旋"进行了比较分析.另外,在汉语史的背景下探讨了"逐旋"产生与消亡的过程,认为"逐旋,,产生于唐代,繁荣于宋代,规范于元代,转化于明清,消失于现代.同时,还从词汇的系统性与汉语语史的发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逐旋"的产生与繁荣进行了分析,指出"逐旋"的使用是近代汉语特有的语法现象.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虚词初探

对《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中的虚词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了《岳麓书院藏秦简(一)》中虚词的使用情况,出土文献有助于上古汉语虚词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其使用情况及其演变规律.     

从常用词的更替看《朱子语类》一书的方言背景

"患—忧—虑—愁""意—度—料—猜""燥—湿-干—湿""投—掷—抛"四组常用词在《朱子语类》一书中的使用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表现迥异。从使用者的籍贯入手,按照现代方言分区标准,《朱子语类》一书的方言背景应是以闽方言、吴方言和赣方言为主,同时夹杂客家话、徽方言和官话。这一庞杂多元体系正是造成四组常用词使用迥异的主要原因。由此,常用词研究应顾及语料的方言背景,对其作方言层次的区分,以揭示各历时层面的真实状况。     

《朱子语类》中的副词“大段”

全面描述了《朱子语类》副词“大段”的语义与用法 ,探讨了“大段”产生与消亡的过程 ,说明“大段”的使用是宋代特别是《朱子语类》特有的一种语法现象     

《朱子语类辑略》含介词标记差比句

《朱子语类辑略》含介词标记差比句甸式丰富．有介词标记“于”“如”“似”“比”．各句式使用范围和频率的不同,反映了《朱子语类辑略》差比句的特点。     

英汉语篇“问题-解决”模式对比研究

从语篇的结构特征和词汇标记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篇中"问题-解决"模式的异同,发现:"问题-解决"模式在英汉语篇出现的语篇体裁是一致的;在英语语篇"问题-解决"模式中,"情景"部分常常没有出现,但在汉语语篇中,该模式较为严格地遵循了"情景-问题-反应-评价"模式;在英汉语篇"问题-解决"模式中,各个组成部分可能由一句话来完成,也可能由多个句子来构成,还可能出现语篇模式重叠,这在英汉语篇中是一致的;英语语篇中"问题-解决"模式有其明显的词汇特征,而汉语语篇的"问题-解决"模式虽然没有明显的词汇标记,但在关联词的使用上与英语语篇有较大差异。     

中古时期中土文献“非为”式否定判断句论析

系词“为”在上古已经萌生并早于系词“是”的出现,到了中古时期,伴随着系词“是”和有系词判断句的迅猛发展,系词“为”也渐渐发展成熟,表现在使用范围的扩展和语法功能的增强上。“为”不仅用于肯定判断,也可用于否定判断;不仅用于谓词性判断句,也可用于体词性判断句。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中古时期的中土文献中。     

“天地之大德”与“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古代号称"群经之首"的《周易》蕴含有非常丰富的盛德价值观思想,倡导以"天地之大德"为核心的盛德价值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我们建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马注论“念”与“礼”

＂念＂与＂礼＂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二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AB-AB”格式嬗变考察

现代汉语没有“AB-AB”式重叠，这是语言发展演变的结果。元末，“AB-AB”重叠在北方话中开始使用；稍晚，ABAB式产生。最初，两者的出现频率相差不远。“AB-AB”式重叠产生后不久，使用频率先是日益减少再日益增多，明末清初达到顶峰。清初以后，“AB-AB”的使用再次减少，现代汉语已基本上不再使用。“AB-AB”式重叠的产生当是诱导推理的结果，它的消亡则可能是汉语语法结构的明晰性、经济性与汉语音节配合追求四字格的习惯造成的。     

《道德经》内蕴的文章本体理论

《道德经》作为中华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既是哲学圣典、道家首典，又是文章宝典、文章学元典。它不但包含老子的文章写作论和文章阅读论，而且内蕴丰厚的文章本体理论基因：“文原于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道法天地、文法自然”的文法观，“疾伪存真、言而有宗”的文质观，“言可表意、言不尽意”的言意观，“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形神观，“‘无为’思维、辩证否定”的文思观，“言之有德、积德治文”的文德观．“关在真善、关在科学”的文美观。     

鲁迅的“疯狂”叙事与道家文化

鲁迅作品中有大量的疯狂或准疯狂叙事。这种疯狂叙事不仅与尼采具有联系,也与中国道家文化具有密切联系。鲁迅的＂疯狂＂叙事,是道家文化＂疏狂＂的现代承续,是道家式的有关生命自我的表达。＂疯狂＂所蕴含的怀疑/批判精神,也是道家怀疑/批判精神的表现。     

论“四大名著”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及本质

＂四大名著＂是我国古小说经典,代表古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内在叙事结构的主要思维形态有两种：辩证思维和圆形思维。辩证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圆形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本质。这两种思维不仅支撑起了＂四大名著＂的内在叙事结构,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精神。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