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黑龙江到底有多长

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山海经》,其“海内经”说:“北海(贝加尔湖)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即肯特山),黑水出焉”,其“北山经”又说: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璞注云:浴水即黑水。古往今来,一切正直的史地学者,无不认为这“黑水”即是黑龙江,尽管“黑龙江”之名在辽代(960年—1127年)的正史中才正式出现。(《黑龙江外记》卷一)     

书卷误称

修订本《辞源》二册1240页“拈花微笑”条,概述语源书证云:“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破颜微笑。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见《五灯会元·卷一·边叶佛》。”按:此书证概述谬误有二:一是篇名误称,考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文在《释迦牟     

敦煌写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

在最近这几年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的佛教典籍。其中有一名为《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佛本生故事,较为奇特。特予介绍,并对若干有关问题试作简单分析。该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千字文编号:玉64号;缩微胶卷号(即《敦煌劫余录》序号):8300号。首残尾全,共存133行。行约23字。尾题:“《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一卷。”在此,先依照片(见《敦煌宝藏》第109册)录文如下。录文时,因残缺或原卷折迭无法辨认者,用方框表示之。其中,“□”表示一字无法辨认;“(?)”表示无法辨认之字     

无我:从谭嗣同到梁启超

无我是佛教的重要概念,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最早对无我予以关注和阐释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则将全部的佛教经典都归结为无我二字,并专门作《说无我》申明这一思想。谭嗣同、梁启超所讲的无我具有多重内涵:第一,从诸法无常的角度看,人处于随生随灭之中,没有自性。第二,既然人随生随灭,没有恒常不毁的自性,不能确指何时何处之我是我或者哪一部分是我,因此便不能固执地认定有我。第三,无我表明人的生命没有自性。在此基础上,两人提出了通往无我的具体途径:谭嗣同凭借慈悲的救世情怀,在佛与众生的平等中走向无我;梁启超通往无我的方案是超越作为个体的小我而融入作为群体的大我。谭嗣同、梁启超的无我思想尽管具有差异,却共同彰显了近代佛教的入世、救世功能,本质上都是一种救世的解脱良方。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关于敦煌卷子中的“八十二老人”

敦煌卷子中,有若干卷子的抄写人,自称“八十二老人”、“八十三老人”(或“八十三老翁”)、“八十四老人”或“八十五老人”。其卷号、卷子内容、卷子的抄写人题记,具体如下: (一)S553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并《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其题记为: 西川过家印真本 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 (二)S544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并《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其题记为: 西川过家真印本 天祐二年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     

鲁迅在印度四例

鲁迅先生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前人早有论述。他不仅重视印度文学，给印度文学以高度评价，而且还编印过佛经中的故事。早在１９０７年，他就说过：“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　，称世界大文；其《摩诃婆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Ｋａｌｉｄａｓａ）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杂抒情之篇。”他还说过：“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５６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除此之外…     

气功和瑜伽——中印文化交流之一

武术中的气功出于吾国的道家。其远源大率托之黄帝,今传有《黄帝内经太素》汉志著录十八卷。晋皇甫谧序《甲乙经》说:“今有鍼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一十八卷,即内经也”。至隋代,杨上善编纂《太素》,至唐代王冰注解《素问》,又把《隋书经籍志》中的《九灵》,称为《灵枢》,于是合《灵枢》《素问》为《内经》,十八卷。但全本《素问》,已非旧传,即     

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就逐步被中国化,这在学术界几无异议,但是,对于佛教为什么会中国化,是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以往学术界谈得不多,至于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问题,前人尤少涉及。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的某些特点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东汉人之看佛教,多视之为神仙方术。本来与“羽化升仙”格格不入的“涅槃”,被理解成“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于无为,而得为佛”(袁彦伯《后汉纪》);以“空”、“无我”等思想为理论基石而创立佛教的释迦自身,被描绘成“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牟子理惑论》)、“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牟子理惑论》)的“神人”“至人”;本义为“无生”的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四     

关于《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在内容上也是     

周易的来源

研究《周易》,自古称难。这部书从书名到内容,历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又于“术数略”载:“周易三十八卷”。许多人认为《周易》的“周”是指周人,然而,郑康成早即以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研究《易经》的著作,《系辞传》可称为早,其亦谈到《易》之为书也“难知”。求象者,易无达象;论德者,附会儒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传说,是古人难于《易》的绝顶之论。“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古代研究者如此叹难。除了《周易》本身之难解和文献资料不足以外,主要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佛教譬喻经文学

佛教文学中,用梵文或混合梵文撰写的譬喻经与用巴利文撰写的本生经一样,都属于通俗故事文学。它们不论述“涅槃”、“无我”和“空论”之类形而上学教义,而只是通过故事来宣说“业报”、“轮回”和“戒律”之类通俗教义,主要目的是在民众中激起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从而普及佛教。     

印度古代文学简介(四)——传遍世界的《五卷书》

继《佛本生经》之后,《五卷书》是印度古代最为著名的寓言故事集。全书由数十个寓言故事组成,分为五卷,因此得名。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话、故事,自古以来游历欧亚,流传全球,所以,《五卷书》被人誉为是“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开头的楔子中,提到作者是毗搜纽舍哩曼,但不可信。书中的寓言故事,实际采自民间,创造者首先是     

关于《大般涅槃经》的卷数

《南亚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刊王邦维先生《峨眉山继业三藏西城行程略笺释》,文中解释“寺藏《涅经》一函,四十二卷”句时,谓:“《涅经》指大乘《大般涅槃经》,此又应指昙无谶所译‘北本’,分为四十卷。此谓四十二卷,疑有抄误。”     

《大乘玄论》对《涅槃经》“空与不空”的异解考辨

吉藏的很多论著都引用过《涅槃经》“空与不空”的问题并有所讨论.其中,《大乘玄论》对“空与不空”的解读与其他著作略有不同.它将“空”与“不空”主要理解为断、常二见予以否定也不符合《涅槃经》的原意.若结合此前发现的《大乘玄论》与吉藏其他作品文本重复等方面的疑问,它的这种解读方式或许可以视作其并非是吉藏亲作的又一证据.     

僧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史料辩证

《历代名画记》卷七记梁代三个外国画家,依次为: 僧吉底俱,外国人,中品。僧摩罗菩提,亦外国人,中品。僧迦佛陀,中品。禅师天兰人,学行精悫,灵感极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于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门上有画神,即是迦佛陀之迹。见《续高僧传》,存《(艹佛)蒜国人物图》、《器物样》、《外国兽图》、《鬼神画》,并传于代。姚最云:“已上三僧,既华夷殊体,亡以知其优劣。     

敦煌歌辞杂考

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人抄卷《云谣集》及其数量相当可观的曲子词,原卷所题很不一致,或称“杂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或题“曲子”(如曲子望远行、伤蛇曲子);或称“词”(如剑气词、斗百草词)。早在本世纪初,当人们从敦煌遗书内发现这部分词作并进行整理校录的时候,其名目又有“佛曲”、“俗曲”、“曲子词”、“曲”“小曲”“词”之别,其后任二北统称之为“歌辞”。     

中国哲学史上“一两”范畴的演变

“一”和“两”是标志运动根源(或动因)的一对哲学范畴。运动的根源或动因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和“两”是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一对哲学范畴。所谓“两”是指对待、对立之意;所谓“一”是指合一、统一之意。“一”与“两”的关系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与“两”的观念,在西周《易·爻辞》和《左传》已开其端。《易·泰卦》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平与陂、往与复,既相对立又相统一,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相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